近年來，我國把減稅降費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助力企業降成本。同時，一些企業反映稅費負擔仍然偏重，呼吁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減稅降費如何推進才能取得更好效果?記者就此采訪了有關企業和專家學者。

　　“放水養魚”成效顯著

　　5月5日，我國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機在上海浦東機場成功首飛。在C919飛機制造過程中，浙江鼎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自主研發的高空作業平臺。

　　“為國產大飛機貢獻力量是我們公司的巨大榮耀，公司發展與國家政策支持密不可分，特別是減稅政策給我們提供了強大支持。”浙江鼎力董事長許樹根向記者介紹，該公司2016年投入研發費用3800余萬元，浙江國稅部門根據優惠政策為其減免了企業所得稅1975萬余元;2017年預計增加增值稅抵扣500萬元;隨著后續兩年10億元投資到位，新增營改增項目抵扣稅款將達5000萬元以上。

　　近年來，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國緊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促進企業降成本，出臺減稅降費、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下調用電價格等舉措，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

　　減稅降費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將試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并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范圍。據估算，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一年來預計實現減稅6800億元左右。

　　除了營改增等減稅措施，近年來按照推進收費清理改革的有關要求，出臺了一系列降費減負的政策措施，累計取消、停征、免征和減征了496項收費基金，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超過1500億元。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連續組織的企業降成本大型調研顯示，減稅降費取得了明顯成效。中國財科院研究員徐玉德表示，2015年以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成效顯著，減稅降費作為“降成本”的一部分，在實現企業減負，推動企業新舊動能轉換方面發揮了直接且重要的作用。

　　“獲得感”與政策目標仍存差距

　　在統計數據顯示減稅降費取得成效的同時，不少企業也反映仍感負擔較重。“部分企業的感受和國家政策目標、預期還有一定差距，原因比較復雜。”中國財科院研究員程瑜說。

　　一些企業反映稅負較重時，實際上指的是稅收和各種收費。“不少企業不太注意對稅、費的區分。現在很多地方社保費、工會會費等由稅務部門代征，企業容易把這些代征的費誤以為稅。”程瑜表示。

　　盡管稅和費性質不一樣，但它們畢竟都構成了企業的客觀負擔。就稅收而言，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在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中并不算高，而且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減稅措施。為何還有不少企業認為稅負較重?徐玉德認為，除了稅、費混淆，還有我國稅制結構的因素。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間接稅主導的稅制模式，因此企業是我國稅負承擔的絕對主體，我國稅收90%以上是企業繳納。雖然存在稅收轉嫁因素，納稅人企業不一定最終負擔稅款，但是仍然給企業造成較大的資金流轉壓力。”徐玉德說。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還認為，企業感到稅費負擔較重，與當前經濟形勢也有一定關系。“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壓力較大，對各種成本較為敏感，會普遍有‘痛感’”。

　　深化改革切實為企業減負

　　“營改增后，我國企業繳納的稅收主要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消費稅。下一步，一方面可進一步減少增值稅分檔并降低增值稅率，或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和消費稅率的方式減稅。另一方面，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逐漸降低間接稅比重，增加直接稅比重，在稅收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為企業降稅釋放空間。”徐玉德認為。

　　只有“清費”與“減稅”聯動，才能切實為企業減負。專家普遍認為，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體部分，必須保障財政支出的需要，由于近年來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減稅措施，下一步應更多聚焦減輕企業收費負擔和其他綜合成本。

　　對于清理收費，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對各類亂收費行為要抓典型，堅決曝光、重拳治理;全面推開涉企收費公示制，各級地方政府要在年內對外公布涉企收費清單。國家發改委等部門也對清理規范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進行部署，對以企業為繳費主體的各類經營服務性收費進行清理規范，重點是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收費，以及行業協會商會收費。

　　從長遠來看，經濟越發展，公眾對社會福利的要求越高，稅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因此企業長期持續減稅空間有限。“但是，‘降費’可以并且應該持續和堅決推進。”徐玉德表示，應繼續清理規范相關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繼續通過簡政放權大力清減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面清理、規范各項收費項目，取消不合理的收費，減輕過重的收費，持續減輕企業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