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實行了“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貿易出口規模的擴大，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可以說，二戰后的日本經濟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日美貿易摩擦、交鋒和談判的歷史。

　　與日本產業結構升級歷程相契合

　　日美貿易摩擦的演變軌跡基本上與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歷程相契合。其中，紡織品貿易摩擦發生最早、歷時最長。1955年，美國降低紡織品關稅，大量廉價日本紡織品涌入美國，拉開了日美貿易摩擦的序幕。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兩國分別于1957年、1972年簽署《日美紡織品協議》和《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為了保證在日美貿易中的實際利益，日本被迫接受了數量巨大的“自愿限制出口”要求。此后，隨著產業結構升級，日本出口商品構成以及貿易順差的對象商品不斷向高附加價值化發展，兩國又相繼在鋼鐵(1968—1978年)、家電(1970—1980年)等行業發生貿易摩擦，最終都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等妥協而告終。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的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強，汽車(1979—1987年)、半導體(1986—1991年)等技術密集型產品再次沖擊美國市場，而同期美國由于采取了強勢美元和減稅的財政金融政策，使得國內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不斷加劇，日美貿易摩擦進入白熱化階段。美國除了要求日本限制對美出口外，還要求日本擴大進口，降低關稅，提高市場透明度。1985年，兩國又針對難以增加對日出口的醫藥品及醫療器械、木材、電器以及電氣通信等行業展開“市場導向型個別領域談判”(MOSS)。但是，行業層面的談判并沒有帶來美國對日出口的增加，美國認為無法打開日本市場的原因在于其封閉的市場結構，雙方沖突向宏觀層面升級。1988年，美國通過了《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其中的“超級301條款”就是為打開日本市場而設計的。為了促使日本擴大內需，1989—1990年,布什政府啟動了《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SII)談判，提出日本應由高儲蓄型社會向高消費型社會轉變，加強實施《反壟斷法》等。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放松了對金融證券市場的管制，鼓勵日本企業或個人對美投資。

　　1993年，克林頓政府對日本實行了更為嚴厲的“結果重視型”貿易政策，要求日本在政府采購、汽車及零配件和保險等領域設定具體的“數值目標”和“客觀標準”。兩國圍繞《日美綜合經濟協議》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談判，美國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引起日本政府和民間的強烈反彈，1994年2月雙方首腦會談破裂。美國隨即宣布啟動“超級301條款”，擬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日美關系跌至谷底。其后上臺的日本羽田內閣采取了妥協立場，與美國達成雙邊協議。

　　1995年，WTO正式成立后，日本政府有意擺脫其在雙邊談判中的被動地位，拒絕或者拖延美國提出的雙邊貿易談判要求，轉而利用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來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單邊行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日本經濟陷于低迷，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下降，日美貿易摩擦逐漸進入平靜期。

　　兩國貿易嚴重不平衡是直接原因

　　縱觀日美貿易摩擦，每一次都是美國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首先施壓，摩擦所涉商品不斷增多、領域不斷擴大、程度愈加激烈。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日本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和兩國貿易嚴重不平衡是直接原因。1950年，日本對美出口額占日本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1.9%，到1985年上升至37.1%。自1965年日本對美國首次出現貿易順差后，規模不斷擴張，并在1985年達到93693.4億日元的峰值，占美國貿易逆差的近40%。美國認為，巨大的貿易逆差損害了其自身利益。1985年3月，美國參議院以92票對0票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請求總統在日本拒絕進口更多美國商品時采取報復措施。同年4月，美國眾議院也以394票對19票通過一項類似的決議案。

　　第二，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遏制日本的趕超。20世紀80年代后，日美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的對比發生了變化。1960年，日本GDP僅相當于美國的8.2%，占世界的3.2%，到1988年則上升為美國的58.5%，世界的16.0%，人均GNI達到2.47萬美元，超過了美國。而美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則由1960年的39.6%下降到1988年的27.3%。自1985年起，日本就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1990年底凈債權近4500億美元，而美國則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1990年底凈債務高達7600億美元。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加劇了兩國的經濟矛盾。在1991年初發表的一份題為《美國輿論與1991年美國外交政策》的報告中，把日本的經濟實力作為對美國的首要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會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增強，針對日本而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和經濟制裁措施不斷增多。

　　第三，鞏固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是日美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1985年，日本企業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銷售商。1986年，日本芯片的市場份額超過美國，居全球首位，而且世界半導體銷量前三位均為日本企業。面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美國采取了比以往更為嚴厲的貿易保護措施：對日本芯片廠商實施傾銷調查，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全面廢除半導體關稅、對美開放半導體市場、公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組合”的千余項專利，并發動對半導體產業的“301調查”，迫使日本于1986年、1991年兩次簽訂《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1987年3月，美國還以“日本向第三國傾銷”“美國半導體份額沒有在日本市場擴大”為由，向日本電腦和彩電等產品征收100%的報復性關稅，是二戰后40多年來美國對日本實行的最為嚴厲的一次經濟制裁。在日美第二次簽訂的半導體協定中，還進一步要求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國內的市場份額從原先的10%提升至20%。通過一系列打壓，美國成功地鞏固了其在世界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1993年，美國世界半導體市場占有率超過日本，重返世界第一寶座。

　　通過擴大對外投資來規避和轉移沖突

　　從最初的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日本積累了通過談判協商緩解和化解貿易摩擦的經驗。比如，了解如何在自由貿易與本國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以及采取何種態度應對貿易摩擦。在后來發生的其他領域的貿易摩擦中，日本堅持在不損害國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最小讓步。此外，為應對日美貿易摩擦，日本還采取了如下舉措。

　　一是擴大對外投資，規避和轉移沖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通過大規模增加對歐美各國的直接投資來達到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鞏固和提高日本產品市場占有率的目的。以汽車產業為例，從1982年開始，豐田、日產、本田、馬自達、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相繼在美國進行投資生產。這直接導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的下降，從而大大改善了兩國緊張的經貿關系。此外，日本還將國內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或工序轉移到東南亞等地區，把該地區作為日本的產品出口生產基地。

　　二是重視發揮行業協會的管理與協調作用。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貿易振興會以及各行業協會在獲取信息、提供外貿咨詢和協助政府及企業開拓并調整對外貿易關系、緩解對外貿易摩擦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管理與服務、監督與協調的職能。在日美汽車貿易摩擦中，面對無序出口可能引發的美歐配額限制，日本汽車行業商會協調各汽車廠家之間自動設限，達成了企業間關于汽車生產和出口數量的默契。

　　三是以貿易摩擦為契機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產業升級。客觀來講，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并未能阻止日本相關產業的發展。在貿易摩擦中萎縮的產業(如紡織業)恰恰是處于比較劣勢、日本產業升級需要淘汰的產業，而那些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端產業并沒有因貿易摩擦而受到抑制。相反，為了消除貿易摩擦，逼迫日本企業不得不加大研發投入，開發更加高端的產品。日本的汽車產業和電子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保持著強勁的貿易盈余能力。

　　四是借外部壓力推動國內改革和市場開放。除美國的要求之外，日本政府也有推動本國改革的意愿。中曾根內閣曾巧妙地借助來自美國的壓力，最大限度地化解政治內壓，減少利益集團的阻力。1985年1月，在兩國首腦峰會上，日美共同啟動了電信行業開放，消除了日本在電信行業的貿易壁壘。同年7月，日本還制定了《改善市場準入行動計劃的主要框架》，積極推動市場開放和自由化。

　　不容忽視的是，盡管日美雙方在行業層面的貿易摩擦，均以日方對美自主限制出口、控制商品價格和市場份額、移除貿易壁壘等妥協措施得以暫時解決，但最終未能阻止兩國貿易摩擦升級到宏觀層面。在20世紀80年代末簽訂的《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中，迫于美國要求日本擴大內需的壓力，日本承諾要在10年間進行430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為此，日本政府大量舉債，低效率的公共投資擠占了經濟資源，極大地傷害了宏觀經濟運行效率。快速上升的公共債務還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財政負擔，削弱了財政可持續性。直到今天，日本的債務水平依然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方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