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見聞錄：一雙鞋子的自動化歷程
- 保守估計，晉江現有 5000 條傳統生產線，假設每條改造成本百萬元，這個市場可以支撐好幾家上市公司，放眼晉江所在的泉州地區，市場更大。
在3C等領域應用已經成熟的工業機器人，在轉向傳統勞動密集的制鞋過程中，卻面臨諸如工藝柔性要求高、成本約束嚴苛等問題。制鞋的非標性不僅困擾著技術方，也讓成本敏感的制鞋企業對自動化望而卻步。
單點技術突破、逐環節改造，最后擴展至整體生產線的更新升級，成為當前業內比較一致的選擇。本地傳統文化與科研力量的薄弱也意味著轉型升級需要外部力量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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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點半，乘車從晉江市區到陳埭鎮，不過10分鐘。
鎮上幾乎看不到出租車，行人也不多，只見私家車和電動車自由暢行。因為還不到九點，許多門面關著門，絕大部分是鞋材、鞋機生意，偶爾點綴著幾家茶葉店。
路邊，偶爾看到一座兩三層小樓，雖然還掛著某某鞋業、某某餐館的牌子，但墻體已露出紅磚，雜草從磚塊縫隙間挺身而出。糾纏不清的電線吊在墻外，遠遠望去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
“現在冷清些了，五六年前可不是這樣，你要是那個時候來，街上都是人，車根本開不進來。”網約車徐師傅說。他是晉江本地人，今年剛滿四十，貸款買了一輛吉利跑滴滴，月入能有一萬多元。這里也流傳著“睡不著的晉江人”、“做夢都想當老板的晉江人”的說法。
陳埭鎮是晉江鞋業發源地，這個面積不足36平方公里的地方目前登記在冊的鞋材公司、制鞋企業，大大小小有7000多家，上市公司有14家，制鞋已經是一個千億產業集群。在內地，能上這個規模的產業多半是重工業。
只要是本地人，多少都能說上點鞋的事情。大企業壯大后陸續搬離這里，鎮上自然冷清些。但在徐師傅眼里，這和莆田也有很大關系，“那邊制鞋工藝很先進，也舍得用料，也從這里挖走了師傅。”
一條通向大海的河涌，將陳埭鎮分成兩邊，兩邊居民也多以丁姓。據說，陳埭的丁姓人全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驅車經過岸邊，河涌碧綠，過去那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早已消失。鎮上最大的用工市場——西坂招工市場，就在岸邊不遠處。
六月暑期正值淡季，并不大的簡易建筑在零星幾家鞋企襯托下，顯得格外空曠。貴人鳥、安踏、喬丹的招工板前，偶爾會出現一兩個前來問詢的人。
紅紙黃字寫就的工資福利，大多超出我的常識范圍。比如，輔導工人子女的四點鐘學校、節后準時返崗獎勵、帶工獎，而熟悉的五險一金，卻不見于字里行間。
“有保底，一天130元，超過按計件算。”或許是因為用工心切，一位招聘人員不厭其煩地為我作答。所有企業的針車都在招人，針車主要是做什么?“針車工不好做，要扶穩手里的料，讓針腳走齊。”
晉江本地人口約100多萬人，外地人口更多，約有130多萬人，主要來自江西、湖北、四川、貴州等中西部地區。他們多為青壯年勞動力，成為晉江本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晉江未來經濟增長，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來勞動力的流向變化。不過，搶奪AI人才新聞爭相出現在各大媒體頭條，勞動力人口流動變化，卻被媒體有意或無意折疊。以人口輸出大省四川為例。近幾年跨省流動規模逐漸減少，農民工向省內回流趨勢明顯。
在王化勇(化名)看來，互聯網經濟比如外賣、網約車，雖然轉移了一部分外來勞動力，但當下的用工難主要和西部大開發、鄉村經濟振興有關。這位土生土長福建人，從本省一所重點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進入晉江政府部門，從事科技創新工作。
數據顯示，2017年四川省內務工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3578元，省外務工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3801元，收入差距逐漸縮小。留在離家近的地方，既方便照顧家庭，也可節約一部分通信、交通、食宿等費用，“如果晉江本地開5000，內地開4000，他們肯定不會來這里。”王化勇說。
盡管大型鞋企開出的最高工資可達8500，但前提是“旺季、從早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半、沒有休息，拿到這個數不是沒可能。”一位鞋業公司針車部門負責人說，目前針車普工的工資一般3000多元，技術工人可拿到5000元左右。
除了招工難，用工難也困擾著企業。今天在安踏做的員工，明天出現在特步很常見。此外，90后的管理成本也不低。
媒體曾報道一家鞋企倉庫突發大火，事故原因是年輕員工違規給電動車電池充電。和70、80后不同，90后普遍講求個性，權利意識也強，不愿意加班，即使加班也敢要求加班工資。
“有時勞動合同沒有解除就離開公司，后續行為會給公司帶來風險。”李剛說。年初，他領導的武漢理惠誠機器人公司，拿到了安踏的自動化改造訂單。
李剛還列舉了幾個數字。幾年前，某大型制鞋企業滿崗約需5.5萬工人，這個數字正在逐年減少，前兩年已經少了1萬多人。“勞動力減少，并非企業為了降本刻意裁員，也不是因為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是勞動力數量的絕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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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做工業機器人的李剛，并沒有將閩南地區放在行程單第一欄。鎖定制鞋之前，他花了三個月考察長三角和珠三角。
在長三角，寧波汽車產業鏈配套極為完善，后期企業很難有機會。珠三角的3C已經比較成熟，隨著十多年的技術沉淀，相關企業配套也成長起來。這兩個領域不再是技術優劣，而是技術沉淀問題，“他們不是我的機會。”他說。
隨后，他將目光投向閩南地區。在此之前，和很多外地人一樣，他對福建的印象停留在廈門和福州，甚至不知道泉州這個地方。
說起晉江制鞋的崛起，倒和互聯網巨頭的故事幾分相似：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得不到主流意識認同，在“無為而治”的環境下，自生自發，終成大器。
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中提到，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國家，重點要放在鄉村工業上。“江村經濟”在幾十年后(1978 年)在與制鞋沒有絲毫先天淵源的晉江變為現實，也是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改革開放，晉江“三閑”啟動。閑人(晉江人多地少，勞動力富足，有句順口溜，打架學陳埭)、閑房和閑錢(本人勞動或經營積累)，通過多方籌資辦鄉鎮企業。
這里是著名僑鄉，每年回鄉探親的華僑很多，村民很難不注意到他們時髦的衣著與鞋履。制鞋需要的是初級資源，比如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環境犧牲比較大)，資金、技術、場地門檻非常低，非常適合作為鄉村工業切入點。
據說，當年村民們把僑胞贈送或走私過來的鞋子當樣品，進行“反向工程”，1979 年3月第一雙“晉江鞋”誕生。隨后，前店后家、左廠右院的家庭作坊迅速吸納資金和勞動力，造就了民營小企業的遍地開花。
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海峽兩岸經貿合作全面進入新階段，一種按外貿訂單組織生產的OEM代工廠模式應運而生，晉江運動鞋開始遍布全球。盡管代工利潤逐年下降，眾多鞋商代工業務模式延續至今。
20世紀50年代，日本承接制造業，耐克最早的Tailwind跑鞋就是日本制造。70年代，亞洲四小龍接棒日本承接全球制造業。到了90年代，接力棒落在中國手中。從1979年開始大規模來料加工來算，2008年金融危機時，加工裝配轉移至中國已超過三十年，可能已經到了向內地(比如四川、湖南、河北等)或其他經濟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同時選擇與自身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替代產業的時候。
過去十年來，大大小小幾千家鞋企，在一輪輪殘酷的洗牌中，逐漸意識到品牌和技術改造的不可回避。部分龍頭企業的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也開始超過5%。安踏目前大約為5.7%，2018 年約為6億元。
在接觸安踏、匹克、鴻星爾克、特步等一線運動鞋品牌后，李剛發現這些企業有著非常清晰的產業訴求。在3C等產業領域應用已經成熟的工業機器人，在轉向傳統勞動密集的制鞋時，卻面臨著諸如工藝柔性要求高、成本約束嚴苛等問題。
不過，和那些資金充足的大型鞋企不同，不少從作坊做到一定規模的制鞋企業，因無力投資技術改造，沒有品牌和社會資源能力，要么退出這個行業要么倒閉;能被同行企業兼并收購成為產業鏈上代工廠，還算比較幸運的結果。
“1990年到2000年，如果你沒有把自己品牌打出來，甚至沒有把品牌打響，那么就已經錯過了。從那以后只能做代工，就像現在的莆田。”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我們，這也是產業固有的規律。
保守估計，晉江現有5000條傳統生產線，假設每條改造成本百萬元，這個市場可以支撐好幾家上市公司。晉江所在的泉州擁有5000多家鞋企，共7000多條傳統生產線，目前規模以上企業基本上裝備的還是傳統生產線，若全面轉型升級，有望產生一個新的千億產值的智能裝備產業集群。
“未來十年，細分領域的老大才能過得更好。”李剛判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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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運動鞋的旅行路線大致是這樣的：
劃料：用所開的模具，借助裁床將整塊原材料裁斷成大小零配件，并將其配套。比如將整張材料裁斷成各碼數的鞋墊;裁切尼龍布、帆布等鞋面所需材料。
針車：將鞋底以外的所有零部件縫紉、組裝起來，比如縫線、訂扣、做包等，還包括沖孔和壓鞋口。一般情況下，有十幾道工序，大概要縫制 20 多個部位。
鞋底：根據鞋底材料需要一次成型還是二次成型不同，工序也有所不同。一次成型的鞋底，通常可見機器將顆粒類材料漿狀化后，注射進機器，迅速成型，后續還要打磨，清洗和涂膠。
夾幫成型：利用鞋楦，夾前、中、后幫成型，并將鞋底與鞋面結合起來，其中也包括十幾道工序。一雙鞋的重點就在這道環節。
去年年底，代工29年的李寧回故鄉廣西投資4億元建廠造鞋，消息傳開，一些晉江業內人士紛紛表示“無法理解”，道路千萬條，偏選了最難最沒利潤的一條。工廠利潤是最低的一級，一雙鞋折騰下來也就賺幾塊錢，制造過程卻很麻煩。
鞋面看上去結構簡單，很多鞋面其實由幾十個不同的部件，加熱之后組裝而成，技術難度較高，對勞動力要求也很旺盛，幾乎成了所有鞋企招工標配, 比如單針、雙針、包海綿、系鞋帶等。
也有人認為鞋底難度更高，無論是顆粒發泡、還是膠水配置都是化學過程，“比例和火候如果出問題，整個報廢。”一位鞋材車間負責人說。但是，相對鞋面和夾邦成型，鞋底的自動化還算比較高。
無論哪個環節最難辦，目前有一點是肯定的，這里看不到摧枯拉朽般的整個生產線自動化。自動化、半自動化都是針對漫長產程中某個非常具體、相對簡單的工序。
比如裁斷。開模后，工人會將模具放在原料上，推到合適的位置，按下機器開關后，一雙一雙的鞋墊就在裁床的巨大壓力下從鐵模具里脫落出來。智能無刀模切割機的出現，至少可以實現三個方面的效率提升：
既然是無刀模，就意味著不用再像以往那樣，每個產品都開一個刀模(成本上萬元)，一年下來能省幾十萬元;電腦排版能夠將產品盡可能緊湊擺放在一起，避免人工浪費邊角料，而且和傳統裁斷機不同，一次切斷面料層數更多但誤差為零;最后，一臺無刀模切割系統能夠節省4個人工。
貴人鳥引入這類自動化機器后，裁斷環節裁減了30多個工人，在這還不算引入新機器后，節省下來工業用地面積。
在針車車間，鞋面需要將20多個部位縫制在一起，目前仍然多為人工、半自動化。有了電腦針車和激光機器，過去五六個人的活，現在可以由一個人來做：
將設計好的程序輸入電腦之后，縫紉機會按照電腦設定的線路進行縫合;激光機自動噴射光束，可以在鞋材上刻出各種復雜圖案，既精確又快速，一二十秒即可精確打出數百個孔。
總體而言，目前制鞋自動化剛開啟，尚未規模化。而且，“也沒受到外部市場足夠關注”，這是王化勇的感受。
雖然晉江引入了一些知名理工大學的科研平臺，也嘗試和國內外最領先的機器人公司談合作，但大家普遍感覺獨立開發壓力大。
原因也不復雜，制鞋具有非標性，而且每家生產線都不一樣。公司總要出新款，款式不一樣、材料不一樣，工藝也不一樣，比如網布和皮革的送料方式就不一樣。不同公司，安踏、特步、匹克的具體情況又不一樣，企業被要求根據不同公司具體情況調整改造，壓力會比較大。
沒有標準件，就很難用統一的設備來做。就算做出來，不僅成本超出企業承受能力，而且只能這家企業用，很難規模化，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
“制鞋的自動化要做得很重，發那科這樣的大公司不會很感興趣。”一位機器人公司負責人說。
已經進入這個領域的團隊，有的研發打了水漂，有的挖掘還不夠深。
李剛遇到過一個例子。某知名理工院校也在冷熱模(二次 model 底的工序)出了一套方案，線體拉得很長，一次解決好多道工序，做得非常完善。但問題是，研發三年，設備出來后，售價已過千萬。整個晉江，沒有一家企業買得起，包括安踏。
對于制鞋企業來說，自動化也讓他們有所顧慮。
制鞋對成本非常敏感，特別是中小企業，最看重資金鏈安全，購置幾萬、幾十萬元的機器，也會慎之又慎，何況百萬元的自動化設備。三、五年的回本速度，在他們看來也有些難以承受。目前市場上的設備價格普遍都比較高，維護費用同樣居高不下，很多老板望而卻步。
“更換設備，工廠不會一蹴而就，大多數公司都會一點點換，一個個環節換，需要一個過程。”之前那位針車部門負責人解釋。
但大家最為擔心的是市場風險。
像喬丹這樣的大公司，一個月就要設計出300多款鞋，生產以季度為單位。高頻推陳出新意味著，鞋企必須有很好的市場預測能力。因為鞋企的智能化生產，只能在不同工藝和模式中進行選擇，如果這條先進生產線是設計給飛織鞋工藝的，一旦這類產品遭受市場冷遇，比如硫化鞋突然興起，之前投資的生產線就不適用了，前期巨大投入很有可能變成沉沒成本。
喬丹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市場上的設備，對于多樣化、少批量的鞋企來說不合適，只有產量大、技術相對固定的企業才會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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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點半，工人們陸續從公司宿舍出來，一張張充滿膠原蛋白的年輕臉龐顯得稚氣未脫，看著身著T恤、運動鞋的他們，陸續消失在道路另一頭的車間，偶爾會有置身大學校園的錯覺。此時，也是學生前往圖書館的時間。
不過，進入一樓鞋材(鞋底)車間后，機器巨大的轟鳴聲會讓錯覺消失殆盡。顆粒狀原材進入機器后變成漿狀，被注射進機器里的鞋底模具，迅速成型。接著，男性工人一邊迅速噴射某種制劑(方便脫模)，一邊快速拿出成型鞋底，扔到流水線。
流水線的另一頭多半是年輕女性，她們拿起冷卻后的鞋底，迅速比對標準尺碼大小，合格后將鞋底扔到下一個流程——將不同碼數的鐵塊，牢牢壓在相應大小的鞋底上，方便成型。
乘坐電梯進入二層，耳根頓時感覺安靜很多。一樓的交流幾乎靠吼，這里的可以小聲談笑。二樓工人明顯多起來，但幾乎全是年長女工，看不到年輕人。至于原因，空氣里彌漫的刺鼻味道就是答案。
一樓處理完畢的鞋底運到二樓后，首先進行打磨，包括內邊沿打磨和全鞋底打磨，這是一個半自動過程。打磨后的鞋底會清洗一遍，去掉所有會影響刷膠效果的雜質，進入刷膠工序。目前，刷膠過程完全依靠人工。
這個鞋底生產車間，特別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二樓，正是李剛自動化改造的主要戰地。他的戰略很清楚，做整個線體的解決方案并不現實，逐點擊破再將這些突破串聯起來，才有可能實現整條生產線的自動化。
這也是王化勇的看法。整條生產線突破，最后沒有一個人，太難，“我們可以先改那個最難的，而且是剛需的。通過小型化改造，從將幾十個人降低到幾個人開始嘗試。”
比如，涂膠是制鞋過程中用工量較多、耗時較多的一道關鍵工序。人工操作存在很多問題，安全系數低損害工人健康，效率不高，手工噴膠厚度不均勻，在某些要求嚴格的環節，手工涂膠幾乎無法達到質量要求。
很多公司，包括耐克、KUKA等大公司通過在機器人手臂末端搭載3D視覺系統，實現涂膠自動化。3D視覺系統會自動識別不同尺碼的鞋底最高沿，并根據鞋底實際擺放的位置(姿態)自動生成相應的軌跡發送給機器人，完成噴膠工作。即使沒有標準件也能工作，而且涂膠速度、均勻度和精確性都比人工強。
機器人涂膠后，仍然需要工人將鞋面與鞋底貼合，這也是目前收入最高的一個技術工種。烤箱出來的鞋底鞋面很燙手，工人必須及時貼好，貼的好不好直接關系到一雙鞋的好壞。李剛團隊正在研發自動貼合線，希望將自動化延伸到這個后續環節。
除此之外，團隊也將集成視覺的機器人系統應用到其他技術難度大、招工難但屬剛需的工序中，比如打磨、分揀、鞋底二次成型等。其中，二次鞋底成型自動化，被公司放在了第一位，因為“這是一個真實剛需，未來在整個行業的需求會非常大。”
和一次成型不同，所謂二次成型，是指顆粒發泡出來成鞋胚后，工人取出鞋胚，再放入一個專有設備里面進行熱壓成型，然后冷卻，讓它能夠再定型不再變形。整個過程都靠人力完成，非常耗費體力。
比如，將鞋胚塞進二次成型的模具很費力氣，塞好后，工人需要拖動重達幾十公斤的鐵鑄模具，將其推進機器加熱，加熱完后再推到旁邊進行冷卻，完畢后再靠人力拖出模具，取出鞋底。
“我們嘗試將冷熱膜二次model底處理實現全自動化，基本實現全員替代，今后在線工人僅負責備料即可。”李剛比劃著說，“會有一個專門的儲料區，鞋底儲存到這里后，接下來就不用管了，完全靠機器人上下料。”
不過，在李剛看來，這些項目并不如機器人系鞋帶，更能代表制鞋自動化的特點和難點。教會機器人系鞋帶，讓他們贏得了安踏公司的億元訂單。
一雙鞋制作完成過程中，系鞋帶這個事情，需要做三次：
在針車車間，一塊一塊布變成橢圓形鞋面狀態時，鞋帶就要穿上去，將鞋眼都打通，體現出鞋面。
夾幫定型，鞋面和鞋底沒有貼合之前，鞋面放在鞋楦上，必須把鞋帶拉緊，才能夠貼合更好。
當你把鞋面和鞋底貼合之后，鞋子形態又發生變化，這個時候還要解開再系。
這里的技術難點在于，鞋面不是鐵板一塊，經常變形，通過視覺找到的位置，下一秒就變位了。而且，運動鞋動輒兩排七個、八個鞋眼，帶圓形鐵環的鞋眼相對機器友好一些，只要將所有圓形鐵環鞋眼輸入視覺系統，機器總能定位找到這雙鞋的鞋眼。
最麻煩的是隱形鞋眼，既沒有方便機器識別的圓形鐵環，鞋眼顏色和鞋面一樣，機器幾乎識別不出來。
“還有那種U型小布條，人穿起來都費勁，機器人也不好操作，因為它不知道是從這里進去，還是從這里出來，系統識別不了。”李剛說。
然而，所有環節自動化，并不必然意味著效率提升。企業需要的不是單純的自動化，新材料和新工藝也同樣重要。這兩者的突破，反而會讓自動化少走很多彎路。
比如，飛織鞋面的出現。由于是用毛衣機改良后的設備，用紗線織造出來，依靠電腦事先編程，隨后一體針織成型，因此大大減少了鞋面工序。據說可以減少90%鞋面針車工人。EVO鞋底材料，一次射出一體成型，也能大大簡化鞋底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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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技術溢出效應正在顯現。當工業機器人走上生產流水線，并得到推廣，企業對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和系統運維員的需求開始增加。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15個新職業中，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和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在列。
新職業屬于高端的技術人，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現有農民工的知識體系、教育程度，即使接受培訓，也很難支撐新崗位。剛畢業的大學生短期不能用，還要進行二次培訓。
“這個人才怎么用，或者怎么帶過去，是我們企業來操心的問題。”李剛說。他正在嘗試與武漢高校合作解決人才供給的問題。
有學者以溫州為例研究發現，制約傳統民營經濟轉變的主要因素有十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技術創新弱，缺乏高素質人才。對晉江來說，這一結論也有參考意義。
歷史上，晉江所在的泉州地區，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相對落后，科研機構與技術人才缺乏，研發能力弱。“本地長大的鞋企老板們，不懂科技，也不夠重視。”王化勇說。
所以，整個智能化改造，還是要靠引進，外部力量激活，李剛認為，本地沉淀出高端科技人才存在難度。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烘箱，一個冷凍箱烤箱、傳送帶，從臺灣引進的幾百種設備教會了晉江怎么制鞋。如今，內地接替大量撤離泉州的臺資企業，成為鞋企自動化的重要力量。
有人曾經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低“人口素質”的浙商，能夠創造出民營經濟的奇跡?答案是，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強行動力和高效率的小數據決策模型，使他們取得了成功。
強行動力是企業家主要特征，這一點與學歷并無直接關系;高效的小數據決策，是對家族企業一人決策過程的描述，這種基于經驗、直覺、眼光、判斷力的決策過程，也對學歷沒有必然要求，而與地方濃厚重商傳統的耳濡目染有關。
對于晉江，同為盛產鞋的溫州特點也有著很好的參考意義。“知道如何去經商，知道如何去掙錢，可能在他們眼中比讀書更有用。”這是李剛的觀察。
蔡崇信在《皮囊》中寫道：阿婆經常會說肉體不就是拿來用的，又不是拿來伺候的。這種生活信念也側面折射出，本地人敢于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行動的勇氣。
然而，研究也同時指出，這種低學歷的創業優勢，僅具有階段性的匹配性。
智能時代，基于個人直感決策效率較高但穩定性較差, 在面對復雜的技術問題和異動情境的時候, “小數據”和知識的局限性，可能影響決策質量。也有研究指出，企業家自身素質也是制約民營企業轉型的十大主要因素之一，盡管他們很少認識或者承認這一點。
家族企業文化對人才忠誠度要求比較高，導致外來人口融入泉州環境也存在一些困難，家族管理習慣也多少影響了外地人的上升通道。
自動化設備是先進生產力，最終會反向作用于上層建筑，改變生產關系。一套新的設備往往需要一套新的工人班子，甚至是一套新管理班子。前者還好組建，后者并不容易。
熊彼得曾經說，試圖無限期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是試圖設法避免他們一下子崩潰是有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變成有秩序的撤退。
事實上，泉州也在做增量，比如自動駕駛、芯片，還有電子信息產業，生物制藥等新興產業。洗牌肯定會有，但制鞋這個產業不會被放棄，王化勇立刻否定了一些轉移勞動密集產業的言論和觀點。
與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不同，中國仍然有大量人口需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業壓力大，這些決定了中國需要保留勞動密集型產業。
更重要的是，自動化、工藝變革以及從制造向兩端的品牌和服務衍生，可以幫助企業創造更多價值，獲得更多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