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我國紡織服裝出口貿易的當務之急，鑒于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出口比率甚高，該產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很大程度上就是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要完成這一轉變，關鍵在于提高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和在數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銷售收益兩個方面。

　　一、管理境外融資渠道提高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

　　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遏制紡織服裝產業投資增長失控的勢頭。2004年，在對紡織品貿易“后配額時代”的預期驅動下，我國紡織服裝產業出現了驚人的投資熱潮。僅2004年1-7月整個紡織行業基本建設投資增幅高達132.7%，是2003年同期增幅的1.5倍之多。正是由于過度投資，出口受限對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的打擊才格外沉重。其實，很多企業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過度投資、盲目擴大生產能力將帶來什么樣的后果，但在這種集體非理性的環境中，企業已經陷入了“不過度投資等死、過度投資找死”的怪圈不能自拔，只有來自外部的宏觀調控措施才能中斷這種死亡游戲。事實上，此前數年，中央政府已經一直在盡力防止出現問題，無論是外經貿主管部門為保證世貿組織主要成員方如期宣布全面取消紡織品貿易配額而付出的努力，還是宏觀調控部門對國家控制范圍內的國有與定點棉紡企業增加紗錠“控制總量、限制發展”，都體現了這一點。

　　由于我國還沒有具備成熟的貨幣政策實施環境，不少市場主體對資金成本的變動并不敏感，且過熱產業相當集中，我國還不能完全依靠無差別的利率等工具對經濟的總需求實施調控，達到調控產業發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通過直接限制對某個過熱產業融資的“點剎”式貨幣政策來達到目的。在目前的宏觀調控體系中，一個大漏洞就是外資銀行和境外融資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游離于我國中央政府的調控措施之外，因此他們也就成為企業突破、規避調控措施獲取融資的主要期望之所在。在目前的招商引資熱潮中，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國家的明確限制，地方政府必將對本地企業的境外上市計劃給予大力支持，提供一切便利，從某些省級政府“大躍進”式的本地企業境外上市計劃中就可見一斑。一旦這類行為普遍化，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也就隨之落空了。

　　無疑，通過適當方式對外資銀行融資渠道和境外上市融資實施一定程度的管制必定會遭到有關利益集團相當強烈的抵制，我們也不宜直接全面禁止從事合法經營的企業境外上市，但我們要看到，且不提優質企業多數赴海外上市對我國本土資本市場成長的負面影響，也不提境外上市究竟是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更不提企業對境外上市的向往是否出于對股權融資真實成本的誤解，而這些誤解是否系外界誤導所致；境外上市的發展對我國宏觀調控措施的有效性也已經構成了相當廣泛的新挑戰，尤其是對旨在抑制生產能力過剩行業過度投資的調控措施，這種挑戰決不僅僅局限于紡織服裝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