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產業轉移，收獲的一定是財富和歡樂？走過二十多年的東部沿海企業，現在最需要學習什么？正在承接國內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該選擇什么？又該避免什么？在這場國外品牌和技術‘東漸’、中國企業“西進”的浪潮中，我們一定會勝利嗎？
 
　　剛剛過去的五月，兩則利好消息給原本就熱鬧、紅火的福建紡織服裝業又添了兩把火。　　
 
　　一是地處福建晉江的鳳竹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與全球紡織染化劑業位居前列的染化劑企業亨斯邁的合作，整合了晉江的紡織服裝上游產業鏈；二是山西福建商會代表團在福州推介“山西八閩服飾品牌之都”，邀請福建的服裝品牌入駐該商城，引來眾多的福建服裝品牌紛紛打探消息。　　
　　“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不妨可以做大膽的預測：福建紡織服裝企業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在‘東漸西進’方面做足文章。”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一位專家說。
 
　　成長的喜悅與煩惱 　　
　　“外引內聯”、“東漸西進”并非是福建紡織服裝企業的首創，但此時被提起卻意味深長。　　
 
　　上述專家所說的“東漸”指的是紡織服裝企業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與管理，促進產業升級在原有產業鏈的基礎上進一步向縱深拓展；“西進”體現的則是，企業已有意識地把它們的產業鏈向西部轉移，在享有當地政策、資金、稅收優惠的同時，更進一步地提升它們的品牌知名度與競爭力。　　
 
　　“是市場教會了我們有這樣一種意識，鳳凰涅槃，不在市場大潮中被淘汰，就在市場的風浪中獲得新生。”晉江某服裝公司老總李芳菲就是付出過沉重而慘痛的代價才有如此深切的感悟。　　
 
　　1987年，有著“僑鄉”之稱的晉江，在開放的春風中迎來了自己發展契機，“三來一補”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大規模涌現，李芳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業的，當時她的企業僅有三臺上海牌縫紉機和八名工人，主要業務是為這些“三來一補”企業提供配套，做外套口袋。　　
 
　　兩年后，李芳菲的企業規模達到了20臺機器，80個工人。在熟人的引薦下，李也做起了來料加工的生意。 　　
 
　　“那時候錢真好掙，不到兩年的時候，我就賺取了我人生當中的第一個一百萬。”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已不滿足來料加工掙小錢的狀況，想自己創牌子，畢竟依附于人的感覺很不好。　　
 
　　“在這一時期，像李芳菲這樣的企業大致有上千家，他們多數是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做來料加工的外貿生意，另一條是自己創牌子重點打國內市場。”福建省經濟貿易委員會輕紡行業管理辦公室主任陳建新介紹說。　　
 
　　而此時，李芳菲的企業已經達到了一千萬元的生產規模，但由于該地服裝企業的款式設計大部分處在仿制階段，產品單一，技術研發滯后，低價無序競爭，終于導致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紡織服裝企業的血腥廝殺。 　　
 
　　由此，“價廉質次”成為中國服裝產品的代名詞，它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消費者的不信任，從而引起市場萎縮，大量企業因此倒閉，或淪為大企業下游配套企業。　　
 
　　李芳菲見證了一批批中國企業在一夜之間垮掉的慘痛歷史，她的企業受此影響，生產規模江河日下，因此也被迫裁掉了大量的員工。　　
 
　　“慘烈的事實告訴我，必須突破自我，注重市場的需求，注重技術研發，注重人才的培養，才能在未來有我的容身之地，否則我也逃脫不了被淘汰的命運。”李芳菲說。
 
　　現實的嚴峻和無奈 　　
　　“李芳菲的企業的成長過程，是中國紡織服裝業近二十年的縮影。”品牌戰略專家、比藍國際品牌行銷顧問機構總裁李凱洛用一句話對中國紡織服裝業二十年的發展作了總結。　　
 
　　他的結論是：中國服裝企業已經由仿制逐漸走向自主設計與研發，由無序競爭走向有序發展，由單純的產品生產走向品牌的培育。　　
 
　　“但這一過程是相當漫長。”李凱洛說。 　　
 
　　筆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服裝業已有所發展，受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經濟調整影響，服裝業發展放慢了步伐，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服裝業進入迅猛的高速發展期，這期間不論企業數量、規模、品牌，還是設計、文化，都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　　
 
　　而經歷了原始積累的過程之后，目前中國服裝企業已開始由生產加工型向品牌型過渡。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認為上述數據只是表象，中國服裝企業間的競爭也還停留在較低層面，主要在價格、款式等方面進行競爭，絕大多數企業產品銷售還是以批發市場的大流通為主。而近年來服裝企業的品牌意識雖然不斷加強，但中國服裝行還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服裝品牌，主要還是通過低成本優勢在與國際品牌進行競爭。　　
 
　　而“近兩年來，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價格的不斷上升，土地供應、水、電力供應也越來越緊張，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大，這些變化加大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讓原本就微利的紡織服裝企業生存日益困難，在這個時候企業的下一步如何發展成為企業家們共同關心的話題。”李芳菲說。　　
 
　　更為重要是，我們祖祖輩輩賴以生活的一方水土被污染了。比如“中國鞋都”晉江幾乎變成一座垃圾城。在鞋企集中的陳埭鎮，不論是四境、溪邊、岸兜等幾個工業區，還是村莊的房前屋后，所到之處都是成片成堆的制鞋下腳廢料。而晉江流域的陳埭11.3千米海岸線，也幾乎成了“垃圾線”，圍海造田新增的4000多畝地，地層也充斥著鞋革廢料，下面埋了多少萬噸垃圾，也沒有人說清楚。 　　
 
　　實際上，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已經面臨著環境保護的巨大壓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紡織服裝行業資源重復利用不甚理想。如印染行業用水較高，對天然纖維織物染色，特別是淺色織物染色，對水中殘留色度和鹽類較為敏感，廢水處理后的水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方面的廢水深度處理和回用技術有待進一步開發。　　
 
　　其次，紡織產業規劃還不盡完善，比如晉江企業生產場所缺乏規劃，沒有足夠規模的工業區，家庭作坊式的小規模制鞋企業，占晉江鞋廠總數的80%以上，他們在自家的房屋里實現低成本的原始積累。需要擴大規模時，這些小作坊就會在自家房屋的房前屋后又搭蓋起了小生產車間。由于這些家庭作坊散落在村鎮各處，而鞋業的發泡、布料、皮革等廢棄物也隨之被丟棄得隨處可見，致使清理垃圾和排污工作的難度增大。　　
 
　　再次，環境保護運行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排污權交易機制不合理。我國過低的初始資源稅導致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扭曲。同時，優惠政策的實施還不到位，經濟杠桿的運用還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有些領域甚至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行政措施不夠有力；個別部門職責不清，相關部門的配合協作尚未形成合力。　　
 
　　“環境保護的觀念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專家認為，“一切都還需要我們積極地去摸索。”
 
　　東漸西進的選擇與嘗試 　　
　　面對這些困境，很多企業開始了產業升級的新步伐。 　　
 
　　“企業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的引進，對于我來說并非跟風，逞一時之強，它們對于我來說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之源。”李芳菲說。　　
 
　　李芳菲有她的理由。 　　
 
　　從企業發展角度來說，引進并吸收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可以提升產品質量，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這為企業的品牌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并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　　
 
　　從行業發展來說，如果有數量可觀的企業群體都在做技術改造，那么無形之中會促進這個行業的技術進步，從而使產業的升級由可能變為現實。　　
 
　　“如果說以我個人之力來推動福建整個紡織服裝產業的升級與發展，這話太大了，但如果說能在某種程度上對其他企業有積極的影響，這是我最愿看到的。”李芳菲用于技術改造與升級的花費以每年營業額的6%幅度增長。 　　
 
　　“增長幅度不大，但由于它的基數是每年營業額的6%，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就相當可觀了。” 晉江紡織服裝協會負責人透露，目前晉江已經有為數不少的企業為促進地方紡織服裝的產業升級做貢獻。 　　
 
　　李芳菲的下一步打算是盡快在阜陽把她的生產基地建立起來，她看中的是阜陽的區位優勢，該市地處中原腹地，交通便利，原材料、人力成本低，再加上阜陽地方的政策扶持，李決定把她的生產線西移。　　
 
　　“原來在晉江的公司變為品牌運行與推廣中心，東部無形的品牌與西部有形的產品對接，形成企業獨有的產業鏈，這才是我的優勢。”商人的精明在此刻被李芳菲體現的淋漓盡致，她要準備進行二次創業。　　
 
　　無獨有偶，鳳竹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亨斯邁的合作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與資源，發揮‘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策略，同時也基于戰略、產品、市場、行業應用、資源共享等方面全盤考慮，鳳竹紡織聯合國際知名企業，可創造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產業鏈的檔次與水平。”鳳竹紡織公司營銷總監陳強說。
 
　　循環經濟的渴望與期盼 　　
　　但“無論是‘東漸’還是‘西進’，靠一個企業或是一個行業單打獨斗來支撐，確實勉為其難，國家的政策扶持、地方政府的實際支持，法律、法規的對應保障，企業或行業的全心參與，四者缺一不可。”中國服裝協會會長杜鈺洲說。　　
 
　　但在采訪中筆者了解到，對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的理解和操作千差萬別。有的企業認為，把落后的生產線淘汰，上新的生產線就是產業升級；有的企業認為產業升級，就是把有污染的生產環節，往西轉移；也有的地方認為，產業鏈的升級，主要是企業的事；還有人認為，在產業升級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等等，不一而足。　　
 
　　筆者認為，產業升級不是簡單的一個企業、一個行業、一個地方的事，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從宏觀層面來說，國家要有明確的產業政策導向，讓企業、行業、地方有一個清晰的執行參照；從微觀層面，需要企業、行業、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企業、行業的主觀能動性，在政策、資金、稅收方面予以充分的支持與保障，對企業、行業來說，要把切身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長期關注紡織服裝業發展的福建石獅官員盧俊杰從產業升級、循環經濟的角度提出他的幾點建議。　　
 
　　地方政府應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在完善投融資政策方面，對實施循環經濟的投資項目，按照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實行登記制的辦法進行管理，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為企業多渠道籌集資金、建立風險投資基金、利用外國資本等提供政策便利；設立專項資金，補貼獎勵支持企業節能降耗、清潔生產、綠色紡織品和環保技術改造專項。　　
 
　　出臺外貿扶持政策是盧俊杰的第二點建議。要鼓勵擴大高質量、高附加值紡織品出口，擴大自主品牌出口，增加一般貿易出口比例；扶持企業參加MAGIC、CHIC等知名展會；建立自己的國際營銷網絡等；進一步完善環境與生態標志認證制度，鼓勵企業盡快通過相關認證等。 　　
 
　　他的第三點建議是：強化政策導向作用。有關部門要把發展循環經濟列入“十一五”發展規劃中，專門闡述有關資源綜合利用、清潔生產、污染治理等內容，明確目標、重點和政策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循環經濟的實施；以產業集群為主導，整合上下游產業鏈，提高專業化、社會化、信息化水平等。　　
 
　　“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價格、稅收等優惠政策為企業的產業升級、循環經濟提供實際的支持。地方可以根據國家環保要求和安全生產標準，為鼓勵增加環保安全生產設備投入，對企業用于環境保護、污水處理和安全生產等專用設備投資給予相關優惠。”盧俊杰說。　　
 
　　“只有解決了上述問題，紡織服裝產業的升級，循環經濟才有可能提升一個檔次。”他強調。　　
 
　　而對于越來越多的服裝企業“西進掘金”，他提醒，服裝企業不可盲目跟風，因為這并不只是簡單的企業遷移，要借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升級整合，要防止把落后的紡織產業轉移到西部。　　
 
　　對此，東華大學的顧慶良教授也認為，在產業轉移過程中，中西部地區的政府相關部門需采取積極措施，制定相關政策，完善本地投資環境，引導、推動轉移的實現，并且要吸取東部沿海地區在承接世界產業轉移時的經驗和教訓。　　
 
　　但對東部企業來說，“西進有利于服裝業保持成本優勢，也有助于形成東西部完整的產業鏈條，但絕不可一蹴而就，企業并不能孤零零地搬到中西部去，而要考慮配套，考慮上下游產業鏈的一并轉移。”盧俊杰說。　　
 
　　顧慶良也給李芳菲們提出自己的建議，作為“西進當事人”也要把握轉移契機，趁搬家之機“棄舊擇新”——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促進企業自身的整合升級。　　
 
　　只有這樣，通過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并通過產業的國內轉移降低成本，才能促進中國服裝產業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