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布斯》亞洲版公布了“中國40富豪榜”。在富豪榜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26歲的楊惠妍女士以160億美元的資產，榮居中國首富之位。翻閱這幾天的報刊發覺，人們討論的焦點大多是，其父如何通過房地產打造財富帝國、生活如何低調、何時將資產全部轉移給女兒，等等，卻忽視了事件背后的一個重大問題：財富傳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整整一代人的財富積累，大批資產過億的富人隨著年齡增長，正在面臨如何將自己財富傳承給下一代的問題。可以說，當代中國財富史正處在一個節骨眼上，如何保證財富順利地繼承，又能保持財富的持久性，以避免被下一代揮霍殆盡，還能發揮財富應有的社會意義，將是考驗中國富人智慧的大難題，也是決定中國經濟甚至民族能否真正復興的重要因素。

    在拙著《海外華人的力量》一書中，筆者對自古以來海外華商的財富傳承做了分析后發現，即便遠涉重洋、移居他國、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圍，大多華商在財富傳承上依然難逃中國傳統上所說的“富不過三代”的定律。總結起來，這種現象大致出于三種原因：一是教育下一代意識的淡薄，使財富繼承者大多缺少打理財富的能力，加之家族產業管理通常任人唯親，使財富因下一代管理不善而消失殆盡；二是財富創始者缺乏長遠意識，未能提前做好財富繼承的合理安排，致使下一代在遺產繼承時紛爭頻繁，最終導致財富在家族內耗中化為烏有；三是由于中國文化傳統中某些負面作用的影響，華商的家族觀念一般重于社會責任，很少有財富創始者對財富進行社會層面的思考。采用基金管理、用于慈善以保證世代傳承的事例，在整個華商歷史上更是少之又少。這些原因同樣適用于中國歷史上的財富傳承過程，正因為如此，中國歷史連綿不斷，文化從未中斷，卻沒有出現一個哪怕能夠傳承100年以上，并在當今社會依然顯赫的財富家族。

    如今，雖然關于財富的各類現代思潮正在影響著中國老一代富人，但人們依然隱約察覺到一個現象：對當今中國財富的下一代而言，財富的“堆積”更多地意味著一種消耗過程，而不是財富的進一步集中。這一規律似乎總始于財富創始人的逝去或者“放權”。前段時間，一個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富豪在交棒予第二代的過程中，剔除其他市場因素，其家族上市企業股價平均下跌80%，臺灣及新加坡的第二代富豪平均跌幅為40%。

    關于財富傳承的問題，美國比中國早出現了一百多年。在《老錢：美國富人的精神起源》一書中，出身貴族的美國著名社會分析家尼爾森-奧爾德里奇談道，在1895年，擁有巨額財富的美國“老錢”階層就發展到巔峰了。許多家族習慣于把財產平均分配給孩子們，但人們發現，這種平均分割還會隨著后代的“離婚和再娶，守寡和再嫁”而再次繼承分割，最后，“所有摻雜著愛情和金錢的危險都輕而易舉地把遺產分解得支離破碎。”于是，一種財富反思運動興起了。老一代的富人開始要求孩子們不僅僅需懂得怎樣花費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巨額財產，更要有一種“勇氣、膽識和忠貞，禮貌、謙恭以及公平競賽的社會精神。” 漸漸地，這樣一個貴族階層產生了：“有責任感，行為舉止值得效仿，擁有一顆博愛之心，而且還有一大批先天遺傳或后天培養出的精英來賦予這個階級文化的凝聚性和社會的兼容性。”

    尼爾森在書中滿富深情地回憶道，小時候，他走進祖父的書房，親吻正在休憩中的祖父時，發現在祖父腿邊放著兩本書：《共產黨宣言》和《美國六十大家族》，祖父告訴他：我們家族“為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要比所有普通貢獻者加起來還要多，也要為這個國家付出巨大的犧牲。”尼爾森最后感嘆道：老錢階層就要讓“男男女女的繼承人們，心中懷著提升整個國家的信仰，如果不那么做，那將是這個國家的災難”。看到這些，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為什么在美國能有如此多，諸如洛克菲勒、卡耐基等，聲名顯赫、能量超凡、代代相傳的家族。他們正是美國百年來國力一直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現在，也到了中國富人們反思財富的時候了。過去，我們常常認為，財富傳承只是個人或家庭的事情，無關乎他人、社會或國家。事實并非如此，財富傳承不僅僅是涉及一個家庭的興衰，也是與國家命運相聯系的重大課題。一個真正的大國需要一批財富家族，在生活中作為國民的楷模，在經濟上時時幫助國家建設。因此，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保證中國30年來積累的財富更有效地代代傳承，打破中國傳統上“富不過三代”的定律，是整個社會對中國富人的期望，更是中華民族持續復興對中國富人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