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浙江省外經貿廳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6月底,全省經政府部門核準的境外企業和機構累計已達2809家,投資總額16.4億美元,中方投資13億美元;境內主體數和境外機構數居全國第一。而這當中,民營企業的數量占總企業數的68%,民營企業正成為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堅力量。

　　自2000年中央推出"走出去" 國家戰略以來,浙江企業的國際化就成為一個不斷升溫的話題。時至今日,浙江企業"走出去"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企業"走出去"對浙江經濟產生了哪些積極影響?浙江企業"走出去"面臨著怎樣的前景,下一步的著力點在哪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目前各方關注的焦點,為此本刊記者日前走訪了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偉教授。趙偉教授長期跟蹤研究 "走出去" 國家戰略的實施,對于全球化新視野下的浙江企業"走出去",他向我們闡述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浙江企業"走出去":國家戰略催生

　　"走出去"國家戰略是新世紀開始前后中央推出的兩大戰略之一,另一個戰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趙教授認為,這兩大戰略都著眼于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問題,其中西部大開發戰略旨在于解決西部地區經濟欠發達問題,而"走出去"戰略則在于解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擴展的空間問題。

　　這一國家戰略的推出有三個大的背景:一是我國整個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趙偉分析說,改革開放中前期,我國對外開放戰略帶有明顯的單向或片面開放特征:在對外貿易方面,強調出口甚于進口;在直接投資方面,強調"引進來"甚于"走出去";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注重向國外輸出勞務,輕視國內工程市場的對外開放。新世紀伊始,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開始進行大的調整,調整的主基調之一,就是改變此前片面或單向的開放戰略,外貿上強調"雙向貿易"。直接投資流動上既強調"引進來",也鼓勵"走出去";國際經濟合作上開始按照WTO規則開放國內工程市場。"走出去"戰略就是在這一大的開放戰略調整背景下推出的。

　　二是加入WTO后形成的外生壓力。中國加入WTO,無疑為外資提供了全面開放的市場,國內競爭也轉而升級為國際競爭,中國企業面臨的不僅僅是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壓力,國內市場大量外資的涌入也成為其不可避免的外在壓力。壓力當前,"走出去"已不僅僅是一種戰略,更是企業實現自我發展的一種積極態度。

　　三是經濟發展的"瓶頸"。進入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市場瓶頸和非勞動要素瓶頸。對于資源相對匱乏的東部沿海地區,土地、機器設備、自然資源等非勞動要素的稀缺現狀成為許多企業參與競爭難以克服的障礙,近年來,中國的能源尤其是礦產資源相對匱乏,這一窘境,促使中國企業不得不向國外尋找資源,拓展其資源獲取途徑。

　　趙教授認為,雖然浙江企業"走出去"探索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但真正形成氣勢的,則是在"走出去"國家戰略推出以后。這里的背景是:作為沿海最發達的區域經濟之一,有條件有義務在實"走出去"國家戰略中發揮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認為,浙江企業"走出去"是國家戰略催生的。

　　浙江企業"走出去":初獲突破,但仍處于探索階段

　　回顧浙江企業"走出去"的歷程,上世紀80年代,浙江已有少數的企業發展其對外貿易,如萬向集團較早地就開始出口萬向節等汽車零配件,但當時的對外貿易由于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走出去"只是少數企業的舉動。大量的浙江企業開始"走出去"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如溫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巴西設立的溫州批發市場,萬向集團在美國設立的分支機構,都是浙江企業早期對外投資的表現。然而,浙江企業真正"走出去",是在進入新世紀,即2000年以后。

　　對此,趙偉分析,浙江企業"走出去"存在一個特殊的背景:浙江以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居多,但國家"走出去"戰略最早推出之時,主要是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因此依據最初的政策,其戰略規劃與浙江企業的具體情況是相脫節的。基于此,浙江省政府作了一些政策調整,依然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時至今日,"走出去"的步伐已深入浙江民營企業的各條脈絡。來自浙江省外經貿廳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6月,浙江省"走出去"的2800多家企業中有1910家是民營企業,占總企業數的68%,中方投資額占比也達到了7成。

　　這是否意味著,浙江企業"走出去"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趙偉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從浙江企業境外投資的現狀來看,絕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實現由對外貿易向國外制造的轉型。目前,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形式由主要以設立貿易公司和辦事處為主,向以設立境外加工生產型企業、境外資源開發、境外營銷網絡、房地產開發和設立研發機構、商品專業市場等方向發展。但從整體情況來看,浙江企業直接投資的結構仍未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其次,浙江省絕大多數企業還沒有發展成為跨國公司,小型跨國公司的雛形還未形成。近年來,雖然出現了像萬向集團這樣的本土跨國公司,成功收購美國"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GBC公司,在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擁有31家公司,在全球市場建立服務網絡,并在美國設立了技術中心,建立了生產基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浙江本土的跨國公司仍然是鳳毛麟角,并未形成跨國化趨勢。再次,浙江企業的創新能力還相對欠缺,直接導致自主知識產權的缺失。最后,就投資規模來分析,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并不高。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733億,加上2007年上半年78億美元,共810億美元。浙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13億美元,僅占全國的2%,這比浙江GDP占全國的比重(2006年為7%)要低得多。就流量來看,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61億美元,浙江1.9億美元,僅占全國的1%,排在廣東、黑龍江和上海之后。這樣的投資規模在全國而言并不算高,浙江企業"走出去"的道路還很長。

　　因此,對于浙江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需要持辯證的態度。對于探索十多年的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需要保持一種樂觀謹慎的態度。在看到其成果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走出去"這一任重道遠的戰略還遠沒有實現。

　　企業"走出去":浙江經濟發展新動力

　　國際化尚未取得最后突破,浙江企業仍需努力。話雖如此,但從近年來浙江企業"走出去"的探索中,我們也深切感受到了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結合最近正在研究的課題,趙偉將浙江企業"走出去"產生的國內經濟效應歸結為五個方面,其中三個屬于宏觀效應,兩個屬于微觀效應。趙教授介紹,宏觀上的三個效應分別為外貿擴張效應、產業結構轉換效應和生產要素多元化效應。

　　浙江企業"走出去",首先帶動了全省乃至全國的外貿發展。浙江外貿從2001年以來每年以高達20%-30%的速度增長,這當中相當一部分是浙江企業"走出去"帶動的結果。趙偉對此作了分析,"浙江'走出去'的企業中,很多是貿易導向型的,他們當前的主要目的是開拓市場。最近,康奈集團打造的俄羅斯烏蘇里斯克經貿合作區初級總體規劃設計宣告完成,業界不少觀點認為,這預示著'中國制造'開始向'世界制造'轉移。但我覺得康奈在俄羅斯設立制造基地,其中更大的意義在于在拉動外貿,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進一步向外擴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走出去",不僅僅是企業自己的事情,它帶來的是一連串的連鎖效應。

　　產業結構轉換效應也是近年來浙江企業"走出去"的一大成果。近年來,浙江不少企業逐步將一些低端的產業轉移到境外進行生產,其投資地主要集中于越南等東南亞、東亞國家,"轉移掉一批低端產業,對省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是有好處的。"趙偉覺得,浙江省目前的產業結構亟待提升,而"走出去"恰恰為保留高新技術產業、轉移低端產業提供了一次新的契機。

　　"走出去"隨之帶來的另一重要結果,是生產要素多樣化效應。資源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瓶頸,尤其對浙江這樣的東部沿海省份來說,資源匱乏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浙江企業"走出去",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矛盾,實現了資源來源的多元化。來自浙江省外經貿廳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十五"期間,浙江企業境外資源開發開始起步,發展勢頭良好。浙江新洲、臺州華天、杭州天和家具、寧波華洲礦業、溫州廣壽等8家企業分別在俄羅斯、澳大利亞、加蓬、朝鮮、阿根廷等投資森林采伐、加工,礦產資源開發,實現了浙江企業"走出去"領域上的新突破。"浙江是一個資源貧乏的省份,到國外去,解決了資源不足的問題,實現了資源來源的多元化,這對浙江省內的經濟發展和調整是有好處的。現在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浙江企業在國外獲得了不少的資源,前不久,浙江一家生產地板的企業,就在巴西買下了一片林地,又在俄羅斯買下了大批木材。"在趙偉看來,"走出去"的可貴之處,并非僅僅是一個"國際化"的結果,對浙江企業而言,其資源來源的拓展就是在"走出去"過程中獲得的意想不到的結果。

　　趙教授指出,微觀上的兩大效應分別是企業制度與管理創新效應和研發能力強化效應。首先,浙江企業"走出去"為其實現長遠提升奠定了基礎,這主要體現為企業制度和企業管理創新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到發達國家進行投資,面對發達國家市場,人的素質也亟需提升。一般來說,企業進入歐美、日本市場,對員工素質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企業的創新能力要求也更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浙江企業要'走出去'就不得不作出自我調整,無論是企業家的素質還是企業經營管理能力,都會因此得到提升。"

　　在"走出去"的連鎖效應下,企業的研發能力也得到進一步提升。趙偉教授舉例向我們作了說明,"比如說萬向集團這樣的企業,他們在美國建立了研發中心,就產生了一些頗有價值的專利,這正是'走出去'所帶來的積極效應,再如溫州的康奈在意大利設立了相應的研發中心,他們利用國外的研發資源,來提升企業的研發,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浙企"走出去":問題與障礙

　　"走出去"之于浙江企業,是一個長期戰略。然而,回顧近年來浙江企業國際化的路徑,也看到了其中一些致命的硬傷,亟需去厘清,并適時找到出路。根據多年來對浙江企業國際化的觀察研究,趙偉認為,當前浙江企業"走出去"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阻礙因素。

　　第一個方面表現在,企業"走出去"缺乏戰略理念。趙教授認為,企業國際化必須依托某種戰略理念,并以之作為企業的靈魂貫穿始終,著眼于一些大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趨勢。但目前看來,大多數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還缺乏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理念。這突出表現在某些企業急功近利的行為導致東道國反感,同時,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走出去"也導致了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絕大多數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缺乏戰略理念。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源自企業素質。目前來看,浙江企業的的經營者素質還相對較低。浙江企業要實現國際化,在人才方面還顯得相對匱乏。盡管國內企業人事制度改革已經進行多年,但是內地企業和境外企業相比,在人才引進制度、員工激勵機制、人才培養模式等各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

　　第三,浙江企業的產業結構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過去20多年,浙江的產業布局主要還是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踐證明,這對浙江企業'走出去'是一大阻滯因素。"比如說,在國外要找到比我們國家性價比還更高的勞動力就很難。茉織華到約旦投資失敗了,浙江企業到越南、柬埔寨投資,也普遍反映當地勞動力素質不如國內,因此,對于那些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其實是不適合'走出去'的。"趙偉認為,這當中存在一個矛盾,我們希望在國內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將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國外。事與愿違的是,我們準備留在國內發展的產業恰恰是適合"走出去"的,而我們想推出去的那些產業卻并不適宜"走出去"。這種錯位,很可能會影響浙江企業的國際化進程。

　　最后是體制層面帶來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銀企脫節"問題。由于民營企業是私人化的產物,而金融機構則是國有化運作,兩者存在著嚴重的脫節。目前,我國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完全靠自身積累,或是通過籌款、借貸、國外銀行等途徑,很難與國內的金融體系實現融合。趙偉對此充滿憂慮,"西方國家企業國際化,國內企業創業也好,都有風險投資,我們卻沒有這一塊。可想而知,企業國際化如果得不到國家銀行支持的話,國際化很難取得大的進展,勢必影響浙江企業的國際化進程。"

　　浙江企業"走出去"的新籌碼

　　在國際化的路徑探索中,浙江企業也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產生了一些"走出去"的新思路。趙偉歸納了當下浙江企業"走出去"的三條路徑。第一是漸進式的路徑,即從貿易入手,先是零星出口,繼而進行國外銷售,在國外建立銷售中心。"像邱繼寶的飛躍縫紉機,現在它在國外就有好多銷售中心,但是卻沒有搞制造基地。"第二條路子是以外包的形式開始反客為主的國際化,目前主要集中于汽配產業。"從外包開始,接受國外的訂貨生產,然后打入外包的某個環節,萬向集團走的就是這條道路。"第三條路子為跨國并購。隨著萬向、華立、奧康、吉利等知名企業邁出跨國并購的步伐,一些實力迅速增強的中小民營企業也在開始新的嘗試。這些探索為我們"走出去"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近年來,隨著這些探索的深入,浙江民營企業的國際化也獲得了國家的相應支持,被納入商務部的支持項目。

　　在一系列探索路徑逐漸明朗化的今天,浙江企業"走出去"也體現出更強的全球性和時代感。這些趨勢,也成為浙江企業走向世界的"新籌碼"。憑著多年來對浙江企業"走出去"步伐的關注,趙偉覺得,當前有兩大趨勢不容忽視,成為浙江企業國際化的全新機遇。一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促使網上交易、國際合作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中小企業的優勢因此越來越明顯。"比如說在網上刊登一則廣告,大企業和小企業的資源就是平等的,并不會因為企業規模的大小而產生壁壘。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差距拉小了,并且,'船小好掉頭'的特點反而成為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化競爭的一大優勢。"趙偉對此給予了客觀評價,并指出對于以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為主的浙江而言,通過網絡推進國際化是一種機遇,它所帶來的效果很可能是事半功倍。第二大趨勢是借助外資,將浙江企業直接"帶"到國際市場上。在此環境下,浙江企業的國際化,也必須另辟蹊徑。即以國內制造為基礎,同時注重國際營銷,在國外建立銷售中心進行分銷,繼而在國外投資建立相應的研發中心。趙偉頗為欣慰地告訴記者,"從目前我們的產業結構來看,并不適合國外制造,因此,對待走出去的態度也必須更為務實。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了這一路徑,開始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