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衣食住行為主體的生活方式，衣冠服飾在中國處于第一位。這不是簡單的文字排列，而是社會制度所造就的文化模式。

　　-服飾被提升為國家權力的象征，形成了衣冠之治的傳統；衣食住行都受到禮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識形態化，這是前現代中國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西方學者認為服飾是人體的“第二張皮膚”，這是從自然性著眼，對衣服的認識重在保溫、舒適和美觀。中國突出的是社會性，《管子·君臣》說:“衣服所以表貴賤也。”班固在《白虎通義》中強調，圣人制作衣服是為了:“表德勸善，別尊卑也。”從先秦到東漢對衣服的定義，都重在區分尊卑貴賤，如果說這一點在西方也不例外的話，那么在中國卻是禮制的重要內容。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輿服制》、《會典》等各種法令規章，規定各階層的穿衣戴帽，從衣服的質料、色彩、款式、花紋和裝飾的細部，都有繁瑣的規定，以做到“貴賤之別，望而知之。”違令者以僭禮逾制論罪。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說明我們的祖先自古以來就以衣冠禮儀的美譽“華夏”作為族稱，這既有重視儀表的意義，也包括用服裝區分尊卑貴賤的規章制度，使森嚴的等級管制深入到生活領域，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

　　禮制，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制度。這制度造就一種奇特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服裝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春秋戰國時期，衣裳一度成為國家的代稱；說我中國是“我衣裳”；國際會議稱為“衣裳之會”；改朝換代，必定改正朔，易服色。這不僅是國家行為，也是民間風俗和話語:士大夫稱為“衣冠”；布衣是指沒有功名學子；紳士的“紳”源自深衣的衣帶；潛心受教是繼承老師的“衣缽”；當官的理想是“衣錦榮歸”；清官的嘉譽是“兩袖清風”；首腦人物統稱“領袖”。以衣冠服飾表現民族氣節的比比皆是:季路垂死不忘結纓，蘇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衣冠，明遺民寧可留發不留頭，等等。這說明服飾在中國不僅有遮體、保暖、觀瞻的功能，還提升為國家權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稱號，民族榮辱的標志，世界上有哪個民族服裝承載這樣的文化重負！衣食住行都受到禮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識形態化，這是前現代中國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孫中山把剪發運動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用衛生、實用、經濟、美觀的標準來制作和選擇服裝，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級之別，由此開啟了中國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歷程

　　縱觀中國近代史，我們可以發現，面向大眾的啟蒙是從生活方式啟動的。中國生活方式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變革，始于變法維新，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摺》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摺》，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于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不便于萬國競爭的時代，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行新政。在北洋水師任教的宋恕，認為“變法，必自易西服始。”他們都以“與萬國同風”為參照，要求放足、斷發、易服，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由此亦可見，生活方式的變革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化的視點。

　　中華 民國剛建立，孫中山立即把剪發運動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服裝制作的原則是:“適于衛生，便于動作，宜于經濟，壯于觀瞻。”用衛生、實用、經濟、美觀的標準來制作和選擇服裝，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級之別，淡化意識形態，與現代文明接軌，人人擁有自由著裝的權利，這是政治民主深入生活民主的大變革，中國由此開始了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歷程。

　　-商品經濟是推動生活方式國際化的動力，衣食住行擇優選用，是提高生活質量的大趨勢，服裝得風氣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潮流

　　中國的衣冠之治有深厚的歷史積累和社會基礎，斷發易服又是清王朝最忌諱的事，在19世紀末提倡“易西服”，無異是名教罪人。中國最早赴美留學的幼童中途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狀。駐英公使郭嵩燾為披一件洋外衣，遭到彈劾。為了減少服飾變革的阻力，康有為提出“西服中源”說，按照儒家的衣冠傳統解釋西服的形制。他在《請斷發易服改元摺》中說:洋裝規制嚴肅，衣長后衽，乃孔子三統之一；冠帽似箕，為漢世大冠之遺；皮鞋為楚靈王之制；短衣為齊桓之服。這身衣裝內承先祖之英風，外取俄、日變法之精神，使舉國更新氣象，發揚尚武之風。從“西學中源”說到“西服中源”說，是華夏中心主義慣有的思維方法，也是維新志士用心良苦的創意。

　　西服及其在西方通行的服裝文明，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主要得力于商品經濟在全世界的流通，洋布、洋裝、洋貨洶涌進入中國市場。不論衛道者對“易西服”是如何彈劾和制止，都擋不住正在發生的變化。嘉慶年間的竹枝詞已有稱贊洋氈、洋紗的記載。機器生產的洋衣料，以價廉物美的優勢，受到中國人的普遍歡迎，且因為衣料不涉及服裝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國人的青睞。據19世紀中葉英國藍皮書報道，在福州每3人，就有1人穿著英國紡織品，這個論斷可能有所夸大，但無可否認的是，西方正是看到這全球最大的市場，用各種手段掀起向中國傾銷的狂潮。從通商大埠，至內地城鎮，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英國棉線更是普及到廣大鄉村。大量西洋商品的涌進，導引人們的消費習慣發生變化，細致光澤的洋布成為時尚用料進入千家萬戶。

　　在各種生活用品中，洋裝脫穎而出，受到民眾的歡迎，這有維新人士的示范，報刊傳媒的宣傳，更因為輕便、簡潔的洋裝，與臃腫、拖杳的清代服裝相比有明顯的優越性。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記述當時的時尚是:“有輪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針而土針淘汰，有皮鞋、線襪而釘鞋、布襪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紙煙、雪茄而水煙、旱煙淘汰。”衣食住行擇優選用，是提高生活質量的大趨勢，服裝得風氣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潮流。

　　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生活方式國際化。民主、平等意識融入生活方式，是中國人邁向現代化不可回避的環節。正如馬克思所說，商人是世界變革的起點。在倚仗特權掠奪財富的前現代社會，只有金錢可以傲視權力，沖破禮制的限定，給予卑賤者可以享受的機遇，引發社會力量對特權的沖決。商品經濟既可滿足特權階層的欲望，也可對特權進行分解，導致僭禮敗度和貴賤無等的末世景象。當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早已邁過小農經濟模式，進入消費經濟時代。人人熟視無睹的商品，不僅蘊涵著科學、技能和勞動的結晶，一進入社會又維系著國計民生的正常或不正常的運轉。

　　生活體現民主，是經濟全球化的文化現象，政治民主與生活民主化，兩者的相互促進和互補是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面對生活方式趨同化，怎樣保留民族特點，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時代性課題

　　生活方式的國際化，不可避免地帶來消費生活的趨同化。電視、冰箱、音響、手機等電子產品已普及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趨同性又是與人性化相背離的消費方式，人是以個體存活于世界，以鮮活的生命進行消費。因此趨同與求異，將成為生活方式民族化與國際化的悖論，長久存在。面對生活方式趨同化，怎樣保留民族特點，卻是一個時代性課題。清末民初的服裝改革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民國前后，洋裝風行中國，這有利于突破中外風俗差異所形成的壁壘，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創新。與此同時，愈來愈多的人感到西服的領帶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與中國人生活習慣不相符合。怎樣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國人的穿著習慣，是推進服裝改革的關鍵，這種交流的結果不是洋裝吞沒中裝，而是創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服裝。中山裝和旗袍的改良和創制，就是生動的例證。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沿用西服的審美價值，結合中國人穿著的習慣，對傳統服裝加以改造而創制的新服式，是中西結合最成功之作。在國際上已被視為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族服裝，這實際上已經約定俗成為中國的國服。

　　在文化發展史中，取之國外，而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事例舉不勝舉，而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某些傳統，不合時宜的，只有請進博物館。隨著生活方式國際化的趨勢，要保護民族傳統的特色，一是進行保護性的收藏，一是加以創造性的改制，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