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孟加拉服裝廠1600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資和獎金。此前，柬埔寨服裝產業也連續爆發罷工、抗議事件。這邊秀場上，時裝光鮮靚麗、引人注目；另一邊，底層勞工的血淚與抗爭鮮少人關注。幾年間，中國在“全球第一服裝制造工廠”的位置上坐立不安，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的服裝業訂單大量流失，英美等國開始培養自己的制衣工人……在這一連串變化的背后，時裝制造業到底發生了什么？
　　
　　中國國內制造成本上漲

     “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廣東東莞在今年4月爆發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工潮，大約3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最大的鞋業加工廠——裕元。罷工前，這些工人為全球30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名單里包括adidas、NIKE。
　　
　　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于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最后，為期12天的罷工導致裕元損失共計2700萬美元，adidas直接減少了訂單量。這一事件讓公眾認識到，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服裝企業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過了。而對于成本異常敏感的制造行業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勢正在消失。
　　
　　2008年后人民幣匯率不斷攀升，當國人笑逐顏開地購買國外商品時，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服裝加工業利潤空間卻在變小。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業的出口利潤率將下降2%-6%。為保證利潤，服裝品牌必須用更多的美元換取相同價值的服裝，成本增加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其工人的數量優勢也正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而逐漸消失。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老齡化卻在提前到來。在2008到2013的五年間，工業領域就業機會新增了3000萬，但中國15-39歲的勞動力人口卻萎縮了將近3300萬。勞動人口的缺失直接導致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在近幾年春節長假后集中爆發“用工荒”。根據專家預期，年輕勞動力人口總數將在2015年減少2000萬，到2020年還將進一步減少2200萬。
　　
　　伴隨“用工荒”的加劇，“加薪潮”也在服裝制造業中興起。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導致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在每周工作6.3天的一線工人中，有47%以上不愿意加班。80后工人們對生活質量、休閑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必須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條件。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10-20%之間，更有12.5%的企業選擇上漲20%以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

　　試水海外成紡織服裝企業新方式
　　
　　然結果并非中美好
　　
　　成本的不斷上漲，外資企業只有選擇撤離。NIKE在2009年3月叫停其在太倉的在華唯一鞋類工廠，解散了1400多名工人。2012年7月，adidas“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關閉蘇州工廠。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關閉了在華的51條生產線，約占其大陸生產線的20%。縱觀國內，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寧波申洲針織集團斥資3000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試水海外生產”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的新趨勢。
　　
　　而那些受到優惠稅率和廉價用地政策吸引，將服裝廠內遷的小老板們，發現中西部地區并非樂園。或許有部分工人愿意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內地配套產業鏈的不成熟，致使原輔料采購、印染加工等環節需要通過物流配送或轉移加工。生產質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勞動力短缺，企業仍然會面臨工人的漲薪要求（河南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里增長了110%）。綜合起來，內遷帶來的實際成本并沒有明顯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場噩夢。
　　
　　于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中國之后，服裝產業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東南亞國家漸失投資信任：工廠事故和罷工、抗議事件頻發，政策風險高。
　　
　　從2008年開始，消費者們逐漸發現在H&M、ZARA、NIKE、沃爾瑪購買的衣服鞋子標簽上，madeinVietnam、madeinBangladesh的字眼越來越多。在小小的標簽背后是，整個東南亞分流了中國30%的加工訂單，孟加拉正在成長為繼中國之后的第二大服裝產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們競爭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報告，2012年廣州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內、柬埔寨金邊和孟加拉達卡工廠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別只有111美元、82美元和78美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服裝制造業在這里重新看到曙光，投資東南亞成為外商們熱議的話題。
　　
　　在過去5年間，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別增長85%和43%，達到8.92億美元和11億美元。外資的大舉進入，服裝加工產業的轉移，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問題也隨之而生。
　　
　　2012年11月，孟加拉塔茲雷恩制衣廠大火，導致121人葬身火海；次年4月，首都達卡市郊一棟8層樓建筑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橫行的黑幫、腐敗的政府官員、物價上漲……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貧窮的服裝業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
　　
　　2013年9月份，為爭取每月104美元的最低工資，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400間工廠停工。同年底，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而在今年8月初，1600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3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獎金約4130萬塔卡。
　　
　　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2013年，柬埔寨面料生產協會（GMAC）記錄在案的罷工共130起，是過去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年。當年年底，30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游行，GMAC號召成員工廠關閉，停止生產三天。最后造成約2億美元損失以及7000萬美元的投資延遲。
　　
　　在越南，外商面臨的問題更甚。社會環境和政體的不穩定；年初爆發的匯率危機；當地工人缺乏專業技能培訓，生產率低下；本國原輔料生產僅能滿足紡織行業30%的生產需求，絕大部分中高檔面料嚴重依賴進口；今年5月，甚至還發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境蒙上一層陰影。
　　
　　服裝廠商逐漸發現，盡管勞動力成本低，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隱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對于企業來說，無疑是種種考驗，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的信心，但也無計可施。品牌敷衍應對：避開道德譴責，避簽勞工協議，避免資金賠償。
　　
　　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游行見諸報端，將西方的服裝業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同時也要面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這些服裝業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
　　
　　去年4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制衣廠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1127人喪生。此事故將GAP、MANGO、貝納通、家樂福、沃爾瑪等數10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事故發生后，H&M、ZARA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孟加拉國服裝產業安全協議》，梅西百貨、JCPenny、瑪莎百貨、MANGO、貝納通等隨后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以后永不在此制造……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GAP也宣布將自行制定安全計劃。沃爾瑪聘請了專業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火災和電氣安全，并宣稱提供180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后的再次安全檢查。
　　
　　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力下，品牌們“積極”響應，仿佛穩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但是，正義仍未得到聲張。
　　
　　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后對外公開募集善款，截止8月4日，原本預計籌得4000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并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事件的他們心里十分清楚，務工環境難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虛偽的應對措施背后只要避簽勞工協議，就能避免資金賠償，這才是利益所在。

　　歐洲國家重拾制造業
　　
　　在本國培養自己的制衣工人
　　
　　服裝鏈里的零售商們衡量著每一個導致成本上漲的原因：原材料價格、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管理質量不穩定、工業或政體動蕩、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并且延長了服裝制作時間。
　　
　　也許在本國重拾制造業是一個解決辦法。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正在檢討和修正昔日的“去工業化”、“去制造業”的戰略，“再工業化”成為不少發達國家的共同戰略選擇，而一些大規模并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極尋求開發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制造基地。他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
　　
　　在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制造業復蘇的一大因素。英國的紡織服裝業在上世紀80年代有80萬工人，下降到現在的10萬人。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市場營銷牢牢掌握，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術是一件“性感”的事。

       美國制造業回流
　　
　　紡織服裝等產業成重點
　　
　　過去，美國制造業一向追求的是高收入、高技術、高附加值，而現在，他們也開始盯上像襪子和玩具這類低成本、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了。最近，美國商務部正試圖說服企業主們，讓他們明白這些商品也可以在美國生產并且獲利。
　　
　　美國商務部之前曾在某次會議上公開表示，襪子、玩具與信息技術服務和有軌電車一樣，也可以回流到美國本土生產。會議除了邀請惠而浦、沃爾瑪等大型制造業主和采購商外，還請來科樂思玩具廠和黎塞留制襪廠的代表，請他們介紹將工廠從海外遷回美國后取得的不俗業績和成功經驗。
　　
　　如何才能培養更多的制衣工人？
　　
　　JennyHolloway在北倫敦開展的FashionEnter項目或許值得借鑒。2006年，這位創始人在哈林蓋（Haringey）小鎮上設立了服裝制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讓當地的失業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在鎮理事會的支持下，她還游說到ASOS、JohnLewis和馬莎百貨對生產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在那里試水生產。
　　
　　企業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面的支持，譬如恢復縫紉學校課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學徒計劃。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制造業對于時尚的重要性。紐約市政府和CFDA（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則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產商聯盟（FashionManufacturingInitiative，簡稱FMI）基金會，旨在恢復“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制造業。
　　
　　我們不難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服裝價格節節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裝制造業不得不采用調高產品售價的方式，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在服裝制造供應鏈上，中國制造仍然坐著世界頭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也占有絕對優勢，在全球需求放緩、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時尚背后的“血汗工廠”難以消失。
　　
　　而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制造業成本差距的縮小，將促使一些公司將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愿以及對小批量優質服裝的需求，將催生一批反應迅速、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或許我們將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制造業再次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