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新生并存在東莞這個中國制造業重鎮，東莞正在開啟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與改革開放之后意氣風發的變革不同，這次東莞的轉型可能要復雜和痛苦得多。

　　據經濟觀察報的報道，壞消息在今年1月初傳來，東莞兆信通訊公司因倒閉遭到供應商圍堵，董事長高民在留下一封絕筆信后自殺，高民在信中寫道，“已動用所有資源，但仍無能經營好工廠”。

　　與高民的悲劇一樣，很多東莞的企業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盡頭。當地流傳的說法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業關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官方確認。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開的數字是，“7.2萬家企業被關閉”。

　　但彌漫在東莞空氣中的，并非只有悲觀的氣息。東莞工商局發布的信息顯示，今年東莞制造業數據強勁，1-3月東莞市新登記制造業市場主體6014戶，同比增長25.31%。東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稱，今年一季度新登記企業的行業已出現新趨勢，比如生物、環保、智能、光伏等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市場主體竟有152戶。

　　不一樣的倒閉潮

　　謝文峰決定提前收車，他已經在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內，這位私車拉客的車主可能會出現在路邊的任意一個閑聚人群中，隨便聊點什么。

　　至少在兩年以前，謝文峰都會忙碌到晚上11點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鎮是東莞制鞋工廠最密集的地方，沒有人知道這里到底有多少企業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廠很少會進入到官方的公開報告中。

　　厚街鎮的一個工業園區日漸凋敝，鼎盛時期，這座園區有將近30萬農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剛剛關廠的老板抱怨，“我們已經到了讓工人回家發動老鄉來廠里工作的地步，結果還是招不到工人”。

　　沮喪的情緒在工廠之間蔓延，但外貿訂單的恢復掩蓋了這一問題，大部分中小企業試圖找到繼續留在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級宏觀經濟研究員趙慶明在今年3月份前往東莞調研企業。他的感覺是，“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理由是，“盡管還存在用工難和利潤不高的問題，但訂單的恢復使企業有了生產的動力”。

　　這是合乎邏輯的。厚街的大部分產品供給市場為歐美、俄羅斯等國家，2014年以來，除了俄羅斯市場繼續低迷外，歐美市場緩慢復蘇。此前，自2008年以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市場需求普遍不足，訂單萎縮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供應商們。

　　但如果只要訂單恢復就可以挽救這些工廠的話，那諾基亞一定會為自己關閉在東莞的工廠感到后悔。今年春節以后，微軟逐步關停了諾基亞在東莞的工廠，并計劃將生產設備運往越南工廠。

　　而根據公開報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回遷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樂、三星等世界知名企業也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但實際上，訂單的恢復沒有能夠挽救這些企業，倒是巨頭企業的持續外遷或者倒閉，引發了東莞電子儀器儀表制造類企業的倒閉潮。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電子儀器儀表制造、紡織服裝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屬制品等行業，分別占全市倒閉關停企業總數的44.1%、11.8%、7.6%和7%，合計占比70.5%。

　　這樣看來，這一輪倒閉潮和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倒閉潮有著本質的區別。“2008年，三來一補的外貿型企業倒閉，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縮的影響，屬于市場原因，”東莞本地學者龔佳勇分析認為，“這一輪的倒閉，更多的是產業因素，即傳統代工類工廠依靠的產業基礎不復存在”。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可以確定的是，那些自身運營水平沒有得到改善，又沒有品牌和技術的代工類企業，正在退出，屬于他們的時代結束了。”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進行調研。

　　有的企業是撤了，有的企業是無奈地倒閉了

　　另據界面之前的報道，2014年12月8日，臺灣第二大觸控面板生產商勝華科技發布公告稱，設在大陸的子公司東莞萬士達液晶顯示器有限公司、聯勝(中國)科技有限公司和蘇州聯建(中國)科技有限公司已于12月5日停工并遣散員工。

　　類似的企業遷移、倒閉情況，雖然沒有完整的統計數據，但對東莞整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也是可見的。從2009年至今，東莞有4年GDP實際增速未能完成當年目標。據《2015年東莞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預計全市2014年生產總值5881億元，同比增長7.8%，快于全國平均水平0.4個百分點，但較預期的9%仍有差距。

　　雖然東莞市市長袁寶成對媒體表示，GDP增速的降低并沒有讓他感到緊張，但東莞更多現存的企業確實感到焦慮。

　　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認為，東莞已失去了基礎制造業優勢。他解釋：“在20多年前臺商來到東莞，第一個是政策，其次土地，土地取得起來非常方便，還有充足的勞工。但是目前，這些很多優勢都不存在了。但是政策的優惠還是有的，最重要的是，完整的產業鏈還保持著，這是東莞吸引外商留下來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這些企業想要留下來，自身也需要做出改變。施幸宜就認為，在東莞留下的企業，如果沒有研發、升級，還靠低價，很難生存。東莞留下來的產業鏈，如果不考慮如何降低成本、提升技術，還是會有企業被淘汰，因為工資仍在逐年上漲。

　　日普也曾嘗試著向多元化發展，卻以失敗告終。2008年，日普開始轉型，第一步是投資升級在大陸的車間設備。當初的設想是，雖然日普的主業是做禮品，但其關鍵技術可以拓展到電子零件，做notebook的零件。然而，由于不了解電子產品市場的特點，殺進去才發現電子產品周期短，量大，毛利低，競爭激烈，企業無法適應，致使這次轉型失敗。

　　老板是怎么倒下的?

　　廣州日報之前報道稱，今年44歲的高民是河北保定人，一直在深圳的手機制造圈內混，業內人士稱，高民應該屬于第二批進入手機加工業的創業者，目前倒閉的兆信通訊前身是深圳天維設備有限公司，實際就是做代工的手機廠，沒有自主品牌，主營代工東南亞的手機品牌。

　　創業初期，高民一直是小規模生產，跟隨他多年的老員工黃亦回憶，當時的日子還比較好，尤其是2008年、2009年，印尼市場做得很好，感覺老板確實“抖起來了”， 2010年，高民就拉來了兩個有實力的股東，投入2000萬元，將原來的天維轉型成現在的兆信通訊，并在東莞修建了自己的模具加工廠，開始大規模生產代工手機和平板電腦。出貨最多的時候每月100萬臺，“100萬臺是個什么概念?去年10月，華為手機出貨量也不過600萬臺，這個數額在當時來看接近全球手機產能的百分之一。”

　　旭日移動終端產業研究所所長孫燕飚的朋友圈中，一個同為手機制造行業的老板評論道：“問題的根源是因為惡性競爭帶來的毛利潤接近零的生意模式。”兆信的一名管理層透露，兆信維持零利潤的生產已經近半年，去年5月開始，已經沒有什么利潤，但如果停工不做，損失會更慘重，所以大家都是在苦苦支撐，希望有一個有利潤的訂單可以緩解局面，當這個訂單沒有如約而至時，年關就成了壓垮高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名同為手機代工的工廠老板感慨，2010年以前，手機代工都有一兩個點的利潤，隨便一個出口訂單都是上百萬臺，那個時候幾十萬臺的訂單根本沒人接，現在幾十萬臺，每臺幾分錢的訂單都要打破頭，搶到最后沒利潤的訂單照樣接。在手機代工業內，“鋪貨”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很多代工廠為了維持生產，即便一分錢沒有收到，也會把貨大量甩出去，以求降低庫存壓力。“能賣掉就好，根本不敢問利潤。”

　　代工廠在火拼

　　孫燕飚至今認為高民事件不能代表整個手機行業，“這確實只是一個個案，個別手機企業的倒下也不能說明整個中國手機行業將進入寒冬，實際上隨著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東南亞國家對智能機需求的大幅增加，到2015年6月左右，會有一輪新的爆發和增長，問題是誰能撐到那個時候?如果能夠撐到那個時候，估計就算一個健康的企業了。”

　　低價搶代工訂單現象目前在深圳手機生產行業已經非常普遍，前幾年還是代工廠在火拼，去年以來，一些品牌廠商也加入了戰火。

　　然而現實的大環境卻讓這樣的接單方式無異于慢性自殺。“高民主要做的都是東南亞的市場，一般東南亞市場都是通過香港中轉，但是今年以來對香港出口出現了兩位數的下降，降幅達到15.13%。”一名業內人士坦言這個數字確實令不少從業人員心驚。

　　但孫燕飚認為，經過2014年國內手機大戶近2億臺的瘋狂清庫存后，手機市場的庫存壓力已經大大減輕，加上預熱多時的南亞和東南亞智能機市場的爆發，2015年對于不少智能機生產廠家來說，日子或許會好過些。

　　然而令兆信的上游供貨商們苦惱的是，他們或許扛不過這個冬天了。

　　高民自殺后，幾乎沒有供貨商能夠打通高民的電話，在創捷供應鏈公司的辦公室里，第七事業部總經理黃文江當著供貨商的面撥通了高民的電話，為了取得供貨商的信任，黃文江特意設置了免提模式，“你看看現在怎么辦吧?幾十個供貨商都把我們圍住了，你是不是應該出面解釋一下。”電話那頭的高民說：“我現在出面有什么用?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短短的幾句對話后，通話就結束了，黃文江無奈地抬起頭看著供貨商代表：“他還欠我們100萬美元，我們找誰要?”

　　接盤者

　　“政府不會直接趕你走，但會釋放一些信號告訴你，你該走了。”一位在東莞制造業浸淫十多年的馮寧感到十分惋惜，“東莞制造業已經空心化了，但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接盤者”。

　　官方也許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去年7月，本輪工廠倒閉潮逐漸嚴重的時候，東莞市長袁寶成曾公開表示，東莞的發展絕不能離開制造業，要保住這個“根”，只要保住這個“根”，以制造業為基礎的產業鏈就能存在。

　　東莞的計劃是，用機器替換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機器換人計劃”。東莞計劃每年拿出2億財政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同時也是東莞制造業進行升級的一種路徑選擇。

　　效果是明顯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東莞工業技改投資一直在低位運行，最低為-19.3%，實施“機器換人”行動計劃以來，工業技改投資跌幅逐步收窄，最終全年增長28.6%，順利實現“扭負為正”。

　　這樣的升級有兩個暗含的條件。有政府官員表示，“一方面，企業的經營規模有一定條件，財政政策會特別支持營業收入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另一方面，用工大戶原則上要求加快機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實際上，企業實力的限制也是能否進行“機器換人”改造的關鍵條件。東莞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越是實力雄厚的企業，開展“機器換人”的趨勢越明顯，調研抽樣調查結果還顯示，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的最大障礙是資金問題，未開展“機器換人”的150多家抽樣企業中，有近半數是因為所需資金多而暫緩。

　　而從行業來看，電子信息制造業、電氣機械及設備制造業這兩個支柱產業的項目最多，分別約占總數33%、37%;特色產業中則以包裝印刷業的項目最多，約占總數的6%。“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學者分析稱，“另一方面，社保新政說明，政府不可能再為大量的用工提供廉價的政策紅利了，企業必須做出選擇，保留熟練技術工人，放棄只能從事低端勞動的工人”。

　　這位學者所說的“社保新政”起因在于一次勞工事件的處理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這一事件或將對東莞的勞動力市場乃至制造業生存模式產生深遠影響。2014年，本地最大的鞋廠裕元鞋廠出現勞資糾紛案件。去年3月份以來，4萬名員工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控訴裕元未依法為員工繳納足額足年的社保金。官方介入下，裕元“按政府規定”依法補繳社保、公積金。截至去年7月，該集團共完成社保金補繳業務777宗，其中企業負擔711萬元。

　　有工廠主評論，這一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先例，即“社保金追繳制”。政府的做法是，一旦工廠發生勞資糾紛，工廠必須為工人全額追溯繳納社保金，并且繳納滯納金和罰金。

　　對于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社保新政無疑是一個噩耗，但對于試圖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的東莞而言，對“人”的重視也許是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這是東莞制造的進化之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整個東莞制造業被集體撞了一下腰。人民幣升值壓力、工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和社會福利體制的漸趨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業的生態土壤。外部營商環境一直在急轉直下。當年，他們賴以生存、借以壯大的優惠政策、人力成本等優勢眼下卻是一湖將他們困住的泥潭。“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算是市場的力量，中小企業和低端勞動力的生存空間已經消耗殆盡，”上述學者稱，“這聽上去有點殘酷，但卻是中國制造業升級必須邁過的一步”。

　　培養自主品牌成為必然

　　據南方日報的報道，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資源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而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之一。低成本、高品質曾是“中國制造”主要的競爭利器，也是東莞贏得“世界工廠”稱號的最主要原因。

　　但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下滑、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提升、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東莞作為“世界工廠”的優勢在逐漸喪失，不少工廠都面臨倒閉的命運。如何將本土的優質制造，完美地向市場展現，成為擺在政府、“東莞制造”企業家面前不可回避的問題。如今虎門的第五時尚莞為培養自主品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東莞制造”發端于改革開放初期承接的港臺產業轉移，以服裝、鞋帽、家紡、電子產品等時尚產業最具代表性。由于多為以“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為主，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如愛馬仕、路易威登、巴寶莉、香奈兒，以及世界著名品牌阿迪達斯、耐克等產品都在東莞生產，東莞制造企業“隱形冠軍”比比皆是。但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品牌競爭才是企業創造高附加值和獲取豐厚利潤的競爭利器，但目前東莞制造型企業大部分屬于代工生產或者貼牌生產，自主品牌并不多，國際性品牌更是鳳毛麟角。“東莞制造”長期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利潤非常微薄。一旦經濟大環境下滑，此類型企業便很容易面臨倒閉的風險。

　　品牌缺乏的另一個缺點就是極易造成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面對有限的市場容量，同一地區的的企業往往會競相偷工減料、生產偽劣產品以次充好來降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取競爭優勢。這種惡性競爭現象影響了企業的良性運營，使得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產品的研發和品牌化建設，只能維持在一個相對不高的競爭水平之上。長此以往，不但同類行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難以提高，并且阻礙整個地區行業良性化發展。因此，培養自主品牌，走高附加值轉型之路成為了“東莞制造”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