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導、中國發展出版社主辦的“國研智庫論壇2015年會”近日在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和國研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等專家圍繞如何推進“一帶一路”穩步發展、“一帶一路“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帶來哪些機遇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隆國強：推進“一帶一路”需要有三種意識

　　第一種意識是機遇意識。推進“一帶一路”對每個人來說都要從中把握機遇，“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尤其會對一些企業帶來很多市場發展的新機遇。基礎設施建設就會給很多企業帶來重要機遇。對東道國來說，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會給這些處在發展中的經濟體帶來重要的經濟發展助推力。對中國企業來說，在過去二三十年里，國內建設基礎設施的熱潮鍛煉了一支強有力的隊伍，從設計、總包、設備提供和基礎設施的管理運營都有一些非常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一帶一路”給這些在國內已經鍛煉出來的企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機遇。同時，也為我國的發電設備、機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等提供了新的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也給出口結構升級提供了重要的機遇。過去是出口勞動密集型消費品，還有傳統的紡織服裝，以后可以提供高科技電子消費產品。

　　還有企業會在“一帶一路”中發現資源優勢，“一帶一路”地區資源豐富。中亞、中東，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進行深入勘探，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會發現，這個地區各種各樣市場資源、礦產資源非常多。此外，這個地區有著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國內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成本不斷上升，對于這些企業來說，面臨著兩個選擇，一個是轉型升級，一個是轉移。轉到那里去？除了轉移到內陸地區、中西部地區創造更多就業，還有另外一個選擇，轉到成本更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伴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也會帶來國際化新的機遇。

　　第二種意識是要樹立風險意識。“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情況復雜，65個國家和地區，有的相對比較發達，有的發達程度比較低，有的國家市場化程度很高，有的到現在還不是WTO成員，最重要的是這個地區有幾類大的風險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個風險是政治風險。比如受地緣政治影響，這里有局部戰爭，有恐怖主義。很多國家的政局也不穩定。原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總習慣與政府高官拍肩膀，以為把關系搞好就解決一切問題，其實他們不知道一旦換了政府，可能會因為前面的行為使得那些看起來很安全的事最后充滿風險。

　　第二個風險是法律風險。一些國家受西方國家影響較多，有的還是前蘇聯解體時新成立的國家，法律體系高度不一樣。要進入這些國家必須了解當地的法律法規，否則的話會面臨非常高的法律風險。

　　第三個風險是文化風險。這里是多民族地區，幾大宗教匯聚在此，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習俗，如果不能了解和尊重，可能在投資貿易過程中就會面臨額外風險。

　　第四個風險是國際經營最常見的市場風險。這個地區的市場風險比其他地方略高。一些國家，比如說資源輸出國，前兩年資源價格高的時候過得很舒服，但是今天資源價格大幅下降，馬上面臨國際收支的巨大壓力。美國說要升息，美元一走強，資金就開始從這些新興經濟體往發達國家回流，流的過程將帶來大幅貶值。原來在這些國家投資做的預期很好，等把錢拿到手一算還賠了，這就是匯率風險。

　　所以當中國企業要進入這個地區扎實推進的時候，一定要充分意識到各種風險。

　　第三種意識是要樹立強烈的平等互利意識。“一帶一路”倡議是習主席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相對于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中國的發展水平比較高、發展勢頭比較好，所以很多人認為推進“一帶一路”，中國人是去幫助別人，這種觀點要不得。每一個中國人、中國企業，在推進“一帶一路”的時候，要充分尊重當地百姓、政府和文化習俗。千萬不要拿自己的過去跟人家現在比，比如，我們覺得有一些地區環境標準不用那么高，但通過在這些地區調查研究發現，很多國家雖然比較窮，但環保意識、環保標準絲毫不低于中國，甚至比中國還高。有時候發展理念不一樣，所以走到這些地方如果不了解這些，可能就會碰到很多麻煩。

　　此外，還要注意互利。到這些欠發達地區一定要留有余地，互利共贏要化身到行動上，企業要去賺錢，但也要讓當地人，你的合作伙伴，上下游供應商、當地政府，特別是當地老百姓從中受益，真正讓大家一起在發展中受益。

　　范恒山：既要積極作為又要有所顧忌

　　“一帶一路”戰略設想從提出到總體規劃的制定實施，迄今差不多正好兩年。歷經這一段時間，我們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識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可以概括為四句話：

　　一是越來越覺得重要。“一帶一路”戰略一頭連著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一頭連著世界經濟的繁榮進步。面對這樣的環境，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有利于深化對外開放構建合作競爭的新優勢，也有利于推進內部轉型轉軌實現經濟發展的新突破，從而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解決瓶頸制約、擴大發展空間，實現我國經濟社會持續高效優質發展。也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度融合于國際經濟政治活動，積極推動世界經濟結構和國際規則的良性調整重構，攜手沿線國家和地區推動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的健康發展，實現合作共贏，共創人類的繁榮進步。

　　二是越來越受到重視。兩年來盡管不乏挑戰，但是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共識度越來越高，參與面也越來越廣。從非議到關注、從觀望到參與、從被動感受到積極推動，成了“一帶一路”戰略設想提出后一些國家行為的真實寫照。今天“一帶一路”戰略已獲得了沿線絕大部分國家的積極響應和高度重視，許多實質性的合作項目已經扎實展開。

　　三是越來越感到艱巨。這種艱巨性在于：一方面從規劃進入實施，面對著的是變化的環境、真實的困難和具體的風險，需要有務實的合作機制、實在的支撐平臺，一個個有分量的項目以及數額不菲的真金白銀。另一方面，極少數別有用心者的惡意詆毀和強力圍堵真實存在并會不斷強化，這種圍堵無關偏好，也無關利益，只是出于偏見、敵視和既有的立場。

　　四是越來越值得期待。兩年來，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思路和堅定的行動，有了實實在在的合作和真真切切的合作效益。“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是合作發展、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這樣一個基礎必然為它的光明前景提供堅實的支撐。

　　兩年來我們雖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和經驗，但也看到了一些問題和困難。在實施這樣一個宏大工程中，既要積極作為，又要有所顧忌。概括地說是：

　　第一，忌虛張聲勢，要真抓實干。“一帶一路”戰略建設的目的是實現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面臨的任務是實現“五通”，涉及到一系列具體任務，無論是目的還是任務，都是具體的實在的，需要真抓實干，不能搞花架子。

　　第二，忌四面出擊，要突出重點。“一帶一路”戰略涉及到國內外，涵蓋經濟、政治、外交、國防等諸多方面，但在操作上不能面面俱到，要突出重點、舉綱張目，要考慮財力、精力的限制，考慮國際大環境和地區小環境的要求，考慮實際操作中我們面臨的具體困難和風險，堅持抓重點方向、重點國別、重點項目，優先與那些意愿強、基礎好、影響大和地緣優勢明顯的國家合作，合力重點推進那些地處要沖、涉及關鍵互聯互通的標志性、瓶頸性工程的建設。

　　第三，忌盲目行動，要因區制宜。“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風險會很大，不可預見和預判的狀況會很多，要牢固樹立風險意識，堅持底線思維。要始終從大局出發，但處處要謹慎從事。要深入調查研究，摸準摸細情況，根據具體情況來合縱連橫、推擋攻拆，各司其策，力求突破。我們不怕風險，但要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我們要付出努力，但要盡量避免做無用的工作。

　　第四，忌淺嘗輒止，要軟硬并重。不能使“一帶一路”建設僅限于經貿往來，要力求從交換式合作變成交融式合作，利用共建園區、共搭機制等多種有效形式努力使合作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要把軟件和硬件建設結合起來，協同推進。既要推進項目建設，也要注重規制建設；既要推進產品產業合作創新，也要推進管理體制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我們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基礎設施、走廊通道水平的提高，更要促進雙多邊乃至整個國際治理體系的健全完善和規則的透明公正。

　　第五，忌急于求成，要久久為功。“一帶一路”戰略一頭連著東亞經濟圈，一頭連著歐洲經濟圈，這么漫長的戰線，涉及到數量龐大的工程建設，自然是難以一蹴而就。在戰略實施問題上，一定要樹立團結攻堅的意識，不一家獨攬、不包打天下；也一定要樹立長期作戰的意識，不急躁冒進，不急功近利。我們要做必須做的事，但必須是做能做的事，堅持循序漸進，積小成為大勝，適時實現突破。

　　劉尚希：推進戰略首先要形成利益風險共同體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個國際戰略，是放眼全球來考慮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跟國內戰略實施完全不同，國內戰略可以利用政治優勢、制度優勢推動，但國際戰略的實施很難用國內的一些理念，傳統有效的辦法去落實。

　　面對這樣一個國際戰略，可以概括為“用勢不用利”。什么是勢？例如人們常說的形勢、趨勢、大勢。過去講的順勢而為就是用勢不用力。例如，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在與發展中國家接觸中，如果一上來就談利，恐怕人家就怕了。所以要先謀勢而后謀利。這就要造勢。造勢最關鍵的問題是要形成一個大的目標，就是利益風險共同體。首先要有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只有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大家才會坐在一起認真思考問題，只有認真思考問題才會認真做事。如果把投資項目一下子殺進去，可能面臨極大風險。我們辦好事但人家未必領情，這方面有很多例子。這種共同體不僅是利益共同體，還要是風險共同體。為什么強調風險共同體？我們只有聯合起來共同發展才能規避共同面對的風險，有了風險共同體的意識，利益共同體的意識，表現在行動上可能會更為快捷。而只認識到利益，而沒有認識到風險，在行動上就會拖泥帶水猶豫不決。

　　怎樣形成風險共同體的意識？讓他意識到有風險需要共同面對，也就是公共風險，這個時候馬上就會共同應對。比如說發生金融危機后，世界上很多國家開始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協調，大家共同行動。讓大家意識到如果不采取集體行動，整個國際金融形態發生崩潰。有了這種風險的理性，也會形成這樣的共識，風險和危機形成的共識比利益形成的共識更為快捷。在這點上，我們要打造這種風險利益共同體，有了這種意識開路，后邊的很多問題就好辦。如果沒有這個前提，無論是投資、貿易，還是項目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礙。

　　怎樣形成利益共同體？需要在兩方面做文章。首先是交流，交流要靠政府的推動。交流不先行，搞“一帶一路”，搞投資、搞項目，可能就會缺乏群眾基礎，所以做好群眾工作在“一帶一路”實施中是至關重要。然后是市場和項目跟進。當中政府不僅僅是交流、造勢，還應當在具體的政治、法律上，尤其是雙邊協議和多邊協議上做足功課，譬如稅收的問題，能不能簽訂三方協議解決這些問題，避免雙重征稅，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去做，市場解決不了，企業解決不了。政府和市場、民間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就有可能成功。

　　趙晉平：抓住機遇提升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中國制造從整體上看，目前在全球價值鏈中仍處于中低端的位置。長期以來，在分析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時候，往往是說中國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去年我們做了一個研究，來分析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分析價值分配中到底拿到多少，遺憾的是看到中國的出口貿易所拿到的增加值水平偏低。比如說按照2012年計算，如果說從一般貿易來說，每1000美元的出口拿到的是792美元的增加值，也可以說是附加值，但如果把加工貿易計算在內則明顯偏低。從不同產品來看，長期以來始終認為高技術產品附加值是高的，產業鏈條長，這個結論是成立的。但問題是，同樣按照2012年計算，從中國出去的高技術產品，電子計算機、音箱設備、儀器設備，每1000美元出口所獲得的價值只有400美元。這個水平比平均水平還要低30%-50%。此外，中國對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平均1000美元拿到的增加值是500到600美元左右，他們對中國的出口，拿到的增加值是1000美元可以拿700到800美元。

　　“一帶一路”為提升價值鏈地位創造了重要機遇。按照國際經驗，一個新興經濟體提升價值鏈的地位要雙管齊下，一方面要學習、創新、引進技術，通過這個過程，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中，向上游衍生，這是必然要走的路。另一方面，可以面向后發國家，周邊一些地區轉移一些產業，通過更廣范圍的產業布局，充分利用區域合作的價值鏈或者生產網絡來提升地位。事實上，中國制造在品牌、技術、產業體系上是擁有一定優勢的，我們可以主導區域價值鏈。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是這樣做的，一方面他不斷加強創新，另一方面把大量的在日本國內失去競爭力的產業，轉移到東亞很多國家。通過產業鏈條的衍生形成生產網絡，提升日本全局的價值鏈，韓國這樣做，我們也要這樣做。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將為我們提升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機遇。一方面，我們在這個地區已經擁有一定基礎，另一方面，我們通過更廣范圍內的布局，通過產業的重新調整，促進于國內經濟結構升級和產業升級。已經失去競爭力產業的轉移，一方面會帶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為我們發展高技術和高端提供一定的機遇。另一方面轉移出去的產業對國內高端產業有大量需求，會帶動國內高端產業的發展。第三方面，由于轉移出去，他會對現代服務業增加大量的需求，包括金融、物流、電信服務等。我們在服務貿易出口中，1000美元的出口拿到的附加值是高于制造業，這又是提升水平的機遇。

　　通過這種區域合作可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使人民幣在這個地區金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真正從全球價值鏈中，金融如果掌握主導權，占據價值分配的高端，通過“一帶一路”可以逐步實現這一點。

　　“一帶一路”具有重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目前中國和這些區域之間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出口設備占一半比重，而且是拉動這個地區出口最大的因素。而進口主要是能源、礦產資源、低端制造業，燃料，占進口貢獻率的50%以上。從2003年到2013年出口和進口結構中可以進一步看到經濟的互補性，這就為我們加強地區合作來共同獲利創造非常有利的條件。

　　我們要引領“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合作，必須做到內外兼修。

　　主要有五點：

　　第一，要加強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首先練好內功，要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沒有新的競爭優勢是不行的；

　　第二，要優化“一帶一路”的貿易投資合作關系；
　　
　　第三，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沿線地區設置新的產業布局，提升競爭力；
　　
　　第四，加強金融合作，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比如說人民幣跨境結算等這樣一些方式來提高人民幣在本地區的影響；
　　
　　第五，結合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在這一地區應該對一些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擴大國際發展援助，通過國際發展援助和直接投資貿易手段的結合來升華彼此之間的關系，形成一個牢固的區域的價值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