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11月15日在京表示，園區“走出去”具有集群性的特征，更有利于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之間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路徑。

　　園區“走出去”是第三步

　　在出席當日由中國西部發展促進會“一帶一路”經濟文化發展中心主辦的大講堂活動時，任浩說，30多年來，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已經邁出了兩步，即第一步產品“走出去”和第二步企業“走出去”。未來應該走出第三步，即園區“走出去”。“第一步和第二步‘走出去’，對中國經濟擴展世界市場發揮了作用，但基本屬于企業單打獨斗、分兵作戰。容易遇到市場壁壘和產業鏈短整體性不完整等問題。”

　　任浩說，園區“走出去”是以中國企業或產業園區為重要主體，在政府推動、商會協調發展機制下，通過管理、資本、人才等多種合作模式，建立以園區為載體的國際化合作平臺，推動園區形成產業生態、社會生態、自然生態的持續發展模式。園區“走出去”包括：

　　管理“走出去”，包括管理模式走出去和管理內容走出去兩個方面，前者是以“制度、融合化、軟環境”為特征的園區2.0版發展模式的走出去，后者是園區治理結構、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方面的走出去。園區可以通過提供科學和先進的管理經驗與規劃模板，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園區的建設和完善提供全面指導，幫助當地園區快速發展壯大。

　　資本“走出去”，即園區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利用自有資金及發展基金，在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后期運營等環節進行部分資本投入，并將其作為園區走出去的引導資金，有效發揮其杠桿作用。園區在短期內“走出去”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資本引導對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導入，另一類是以資本推動對發達地區的產業鏈配套。如通過資本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采取“銷地產”的方式，避免高昂進口關稅，開辟當地市場。

　　人才“走出去”，即園區招商人才、服務人才、資源整合人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事園區管理工作，提升國際化園區的管理效率。園區招商人才應兼具戰略發展思維和系統服務能力，園區服務人才應兼具持續共贏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園區資源整合人才應兼具生態合作思維和資源集聚能力。

　　平臺“走出去”，即在國際化過程中，中國優秀園區成為服務園區內企業的綜合性載體，并由企業聯盟、商會和專業機構形成“服務共同體”等更為廣泛的合作平臺，為走入“一帶一路”各國的園區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支撐。平臺“走出去”可以協助搜集信息、推動商貿、提供咨詢服務、舉辦會展等。

　　“走出去”可獲得相對優勢

　　商務部2015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已經在50個國家建立了118個經貿合作區。其中有77個處在“一帶一路”沿線23個國家，35個合作區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國家，42個處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

　　“這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從結構上分析，仍存在問題。”任浩說。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一帶一路”課題組研究顯示，園區“走出去”總體上有三種實現模式：企業在國外自建自用的園區，一般規模較小，主要滿足企業自身擴張發展的需要，如海爾集團已經建設了24個海外工業園;企業在國外建立但面向社會招商的園區，規模中等，如園中園;園區在國外綜合開發的獨立園區，一般規模較大，如中馬關丹產業園區、中自工業園區等。

　　任浩說，無論哪種模式，“走出去”的園區都應重視提升其以“制度、融合化、軟環境”為特征的持續發展能力，形成重視制度環境、合作理念、園區治理、發展模式與持續發展的實現園區“走出去”戰略的系統方式。

　　統計數據顯示，30多年來，我國產業園區經歷了初始培育階段、快速成長階段、穩定發展階段和創新升級階段。1984年至1991年間，我國的產業園初期以出口加工貿易為主，在沿海地區首設14個經開區、27個高新區，兩類園區的功能定位基本確立。1992年至2002年期間，正值鄧小平第二次南巡、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產業園區迅速成為了全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全國共有54個國家級經開區、54個國家級高新區，產業園區基本實現了國土“全覆蓋”。到2013年底，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區分別達到215家、114家。

　　這些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區為我國GDP作出近1/4(23.2%)的貢獻;工業總產值35萬億元 ，占全國工業總產值30%;上交稅收2.2萬億元，占全國總稅收的20%。

　　“中國工業園區已經具備‘走出去’實力。園區‘走出去’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的考慮，可以獲得相對優勢。”任浩說，相比于單個企業，園區走出去，有利于在基礎設施、品牌擴張等方面形成投入少、效應強的經濟性規模;有利于集中展現并傳播我國與東道國和平發展軟硬實力的政治性主張;也有利于我國企業在國外社會不穩定條件下增強威懾和防衛的安全性保障，能為在國外發展的中國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